来外校十二年了，整整，过起来长，想起来短。

没有高峰低谷，大喜大悲；没有曲直是非，恩怨情仇。一任时间流逝，轻澜抚岸，轻舟逐水，我兀自坐在船头，看着两岸的风景变换：凤凰花开了，又谢了；大叶榕黄了，又绿了；小天鹅来了，又去了；老面孔现了，又隐了……

月照花林，霜冷长河，烟柳画舫，红袖楼头，涧户风来，海上云去：随缘起意，顺其自然。看风景的人，无意中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别人眼中的风景，又可能于不经意间，让某人刻骨铭心，甚至追念一生。无意就是有意，无心便是有心，说的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

虽知聚散离合，人之常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但临别之时，不管你去意多么决绝，总多多少少会有些迟疑，会有些留恋。人说，近乡情更切，可不？反过来说，归乡意更浓啊！

早几天，语文组同仁为我设宴饯行，让我至为感动与惭愧，有种想一哭为快的感觉，大醉而醒，已是凌晨，我乘着酒意，涂鸦了一首七言绝诗：

《醉后试笔》

     樽前纵意酒一瓢，孤鹤恣情鸣九皋。此去云台留旧影，独向林邑道杨姚。

我还在自己的微信空间里给诗作了小注：樽前，即尊前，酒樽之前，亦或尊者之前，双关也；鹤鸣于九皋，自况也；云台，即云台二十八将，当年帮助光武帝重兴汉室的杰出将领，此喻诸位俊才也；林邑，暗指郴州；杨姚，二友高姓，代指诸位同道也。

真的，此刻，就在我即将离去的时候，我想起许多自己在外校生活的场景，点点滴滴，零零散散，枝枝叶叶，我且撷取几个片段，用文字记录下来——

别的不说，于我，也是一种纪念罢。

夜访

2004年7月底，我只身来外校应聘。

是下午，见过孙陇后，便见到了扈永进，他是以教科室主任的身份成为我的面试官之一的。老扈当时给我的鲜明印象除了他有些中秃的长发和浓黑的胡子外，就是他的声音了，鼻音似有些重，有点像不太好的音箱里发出的声音。

晚上学校安排我住在天鹅湖旁边红楼的第一层的一个单间里。

因为第二天要试讲，课文是老舍的《茶馆》，现代文学我比较自信，但因为一直都在中专教书，对中学的教学套路有些陌生。天气很热，我虚掩着门，光着膀子，边抽烟，边备课。

晚上10点许，有人敲门，是老扈，我很是惊讶，赶紧把烟掐灭，我知道不抽烟的人对烟味敏感，我有些歉意地说，你看这烟，我说的是弥散在这间局促的屋子里的烟气，谁知他也是老烟枪，于是一拍即合，一见如故，彼此纷纷递烟，一支接着一支。只觉得老扈知识面广，喜欢哲学思辨，思维跳跃性大，于是两人东拉西扯，相谈甚欢，临别时还有些余兴未尽。

“不早了，早点休息吧。”他说。

“没事，我睡得晚。”我说。

“还是早点休息吧，明天你还要讲课。”他说。

“那……好吧。”我说。

我不好再挽留，只觉得他粗犷不羁的外貌下还有着女人般的细腻。我送他出门，他踩着从那棵斜长在那三面是房子一面是回廊的空地上的大树的枝桠间漏下来的斑斑点点的月光走了。我看了看天，那晚夜色真的很好，一如朗朗的心境。

虽然现在我确实想不起当时说了些什么，但那个过程一直让我难以忘怀，存念至今。你想，有比光着膀子在烟雾缭绕的背景下口无遮拦坐而论道更让人惬意的事情吗？

第二次来外校，是来正式报到上班，这次是拖家带口。

向晚时分，到了广州火车站，虽说前不久来过，面对车水马龙人头攒动的街景，我还是有些茫然。几个摩托车司机围过来，几个拉客住店的围过来，几个买假发票的围过来，用半通不通的普通话招揽生意。我最先想到老扈，便找到一相对静僻处给他打电话，想问问他学校是如何安排新老师的，顺便问一下他给我的校本课程任务，他说：

“那你从平沙这边来吧。”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考虑了这种情况：学校靠大朗这边十分荒僻，南门口前面那好长一段广花路在晚上时暗得让人心悸；平沙那边则相对热闹，远远地就能看见外校高高的钟楼，还有在夜色中尤其醒目的“培养走向世界的现代人”几个红彤彤的大字，那是让人心安的地标。从平沙来学校，更能让人平复焦虑的心境。

记得第一次从老扈口中听到“平沙”这个词，他解释得很有诗意，他说“平沙，就是‘平沙落雁’的平沙”。平沙落雁，一语惊人，让我即刻有了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脑海里也即刻浮现出大漠秋风深雪孤烟美人踟蹰的场景来，面对暮色渐浓的陌生街景，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高适的两句诗来“不知今夜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但当我看到学校气派的新大门，那种记忆中的荒凉感顿时荡然无存。

没想到，在平沙，一宿就是十二年！

别了，平沙！别了，外校！

保鲜

此去，最让我不忍告别的人就是马忠。

其实，我和马忠的性格迥异：他整洁，我邋遢；他含蓄，我直白；他克己，我随性；他缜密，我散漫；他内敛，我放旷。我们哥俩虽也有过一两次小误会，但事情过后，云淡风轻，相与如故。我觉得，我和老马走得近，除了我在《外校的“四条汉子”》里写的原因诸如人生经历、生活际遇、价值认同相近外，还在于我们彼此珍视对方，重情重义。

我是一个不愿意打搅别人的人，平时最难为情的事就是向人开口。

我女儿读高中时，有段时间学习压力特别大，忙得晚餐都不吃，更别说吃夜宵了，每次就囫囵地对付点从超市里买了的什么达利园之类的蛋黄派还外加一点什么水果和膨化食品，这让我十分揪心。

我向老马诉说我的苦恼，唉声叹气的。

“这哪行呀，你必须让她吃点新鲜的果蔬和肉类食品。”老马说，比我还急。

于是我找到我女儿做工作，想晚上给她做点米粉之类的东西，好说歹说，我女儿还算听话，同意了。其实我理解我女儿的心情，孩子都这样，父母越关注，越疼爱，倘若他们达不到父母的期许，会觉得压力越大。

我喜滋滋地把我女儿愿意吃我做夜宵的事告诉了老马，老马很替我高兴，让我买些鲜肉存储在他家的冰箱里。每次，马嫂子，都会将我买来的瘦肉分成若干小块用保鲜袋拧紧，放进冰箱里。晚上10点，一下晚自习，他夫妻俩就会在家里等我去取肉，有时他们夫妻忙，但不管如何忙，总会有一个人在这个时间点准时的等着我。还有，每次我取肉离开，老马夫妇总要从冰箱里拿出一两根葱或者一两个辣椒让我捎上，说：

“一点佐料都没有，如何吃呀？”

我照例谢谢两句，匆匆离开，心里充满了暖意。

现代社会，人口流动大了，生活节奏快了，物质诱惑多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似乎远了。有道是，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话虽这样说，其实，如果你去用心体察，用心品味，生活中，还是时时处处充溢着温情的。将心比心，投桃报李，这大概是和谐的人际关系的不变的法则罢。

还有一件事，也和我女儿有关。我女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染上了鼻炎，过敏性鼻炎，每次看她擤鼻涕，我心里就难受。去中山医科大看过西医，效果不大；后去了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看中医，算是对上症了，效果不错。于是，我从家里带了一个自动煎药的瓦罐来学校，却常常不遂心，每每赶到宿舍，汤剂不是多了就是少了，还有两次给忘了，滤出汤剂来，却只能盖住碗底，又只好重新煎。麻烦不说，心里还担心着药效减半。

一次，在老马处喝茶，提起这事，老马说，让他夫人帮着煎药，这太不好意思了吧，我有些为难，老马说，没事，你一个大男人哪会做这些事？说得我惭愧得很。半推半就中，我答应了，那几天，我每天分两次（中午和晚上）去老马家取煎好的汤剂。有次，汤剂多了一些，马嫂子还面有难色，说她晚上有事，怕给烧干了，所以多加了些水……

我不是一个倾诉欲很强的人，但对志趣相投的人，我还是喜欢说说。平时，有喜悦，向老马说说，同乐；有烦恼，向老马说说，解忧。这样，挺好，可惜，这次我真的要走了。

老马，你告诉我，以后，我该去向谁倾诉呢？

大雨

广州，夏秋之交，往往是遭遇热带风暴的时候。

虽然有时是雷声大，雨点少，就好像13年9月的“天兔”，今年8月的“妮妲”。天兔那次，学校女生宿舍前的篮球场上全停满了车，学校众志成城，严阵以待，结果，兔子只露了一下小尾巴，溜了；这次的妮妲，雌威浩荡，君临天下，广州市全市停工停市停班，肃穆恭迎，结果也似乎只是一个传说，至少，我们学校没有领教到妮妲的坏脾气。

那次的不知名的大雨，着实让我体验到了自然的威力和同事间的情谊。

时间应该是10年的9月，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星期四下午是学校语文组传统的集体备课时间。当然，备课形式灵活随意，无非是扯扯教学方面的问题，进度呀，资料呀，学生情况呀，下一阶段的重点呀，半个小时就扯完了，余下的时间往往是各自散去，机会好，兴致高，就去外面活动活动，吃个饭看个电影什么的。那次去的地方是新市，打的去的，吃完饭后看电影，我还记得那部电影是美国大片《第九区》。我们同备课组的有任丽萍、刘萍、苏小莲、熊仕军、王军和我。顺便说一句，现在这些个人留在学校的只有三人了，我一走，就剩两人了，这也让人有些许伤感呢。

从电影院出来，目击之处，狼藉一片，淤积的水，倒伏的树，排水口处成堆的垃圾，尖叫着提拉着裤腿的人们，再远处，则是街道上看不到头见不到尾的滞留车龙。我们站在商场的门前，有些茫然地对着依旧飘然而下的雨脚，一时不知所措。

“要不，就在附近找一个宾馆住下？”有人提议。

“是呀，这样子，怎么回去呀？”有人为难。

“是不是再看场电影？说不定散场时路就通了。”有人遐想。

“可是，明天我还有早上一二节课呀。”有人担忧。

我一时冲动，老夫聊发少年狂，决计步行回校，我想获得一种全新的多少带点豪迈的生活体验。我喜欢这种体验，觉得特别好玩。记得师专毕业后在永兴三中教书，三中离县城有30来公里，平时周末我都是骑单车回家（那时离结婚还早得很，这家，说的是父母家）。一个周末，突发奇想，想步行回家，就做了。路上过了很多客车，每过一辆客车，我都尽量走公路外侧，与其说是出于安全考虑，不如说是怕车上的人小看我：你瞧，这小伙子连个车票都买不起！

当我说出我想独自徒步回学校的想法时，他们都有些惊讶，不会吧，老何？

“老何，到了，一定给个电话。”小莲说。

“好的，没事，放心。”我说。

我挽起裤腿，脱掉鞋子，闯入雨帘中。我知道，那样子一定让人不堪：一个大男人，一手捋着裤子，一手拎着鞋子，光着脚，淌着水，顶着夜色，行走在寂寥落寞的街道边。

车龙一直延续到夏茅客运站的丁字路口，我往清湖平沙那边望去，车龙还是看不到尽头。我不紧不慢地沿广花路走着，经石材市场、公开学院，过大朗路口，终于在将近两小时后，到了学校的南大门。我浑身几乎湿透，回到宿舍，刚准备洗漱，电话响了。

“老何，到了没？大家都很担心你！”打电话的是小莲。

“谢谢大家！刚到哩，没事，放心。”我说。

这是让我难以忘怀的一幕，我特别感激小莲，她是一个很有爱心又很细腻的女性。

小莲的爱心与细腻是一以贯之的，是她本性使然。

就我所知，小莲老师在她的老家湖南邵阳城步县弄了一个公益项目“山鹰助学计划”，每年的寒暑假，她都会组织好些活动，从物资和精神上帮助山里的孩子。

小莲老师的这种人文大爱，这种教育情怀，真的让我自愧不如。

男孩

    外校有很多怪才，张洪亮大概算外校怪才之一。

    据说，老张是学汽车专业的，却玩上了媒体，自编自导自己摄影自己配音自己制作，且玩到了相当高的境界，在全国中小学电视界这个圈子，有了自己独特的影响力。就像娱乐界说的“谋女郎”一样，在外校，老张也有他的“亮男郎”，我也算是一个吧，一笑。

第16届亚洲运动会2010年在广州举行，随着其序幕在海心沙徐徐拉开，一首粤语童谣《落雨大》如天籁一般伴随着开幕式中的一“芭蕉男孩”，横空出世，飘然而至：

“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买，阿嫂出街着花鞋。”

这歌声，曼妙，辽远，深情，神秘，唤醒了广东无数老街坊的记忆，扣动了全国无数观众的心扉。这个唱歌的女孩也随即由幕后走到台前，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她就是当时就读于外校小学四年级的陈思同小朋友。

没想到，广州亚运会，竟然会与外校联系得如此紧密！

那年学校的“春晚”贺岁片《笑晕会》，就是瞅准广州亚运会这个噱头，这创意挺好，外校员工工作压力大，过年了，拍一部搞笑的贺岁片，让大家畅怀一笑，真的挺好。

依旧没想到，作为总导演的老张找到我，说要我出演“芭蕉男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相中我，是不是我肚子有些大？脸有点圆？眼睛笑起来一条缝？脸颊上有两个小酒窝？我不得而知。但我实在不愿意抛头露面，我一个快50岁的人了，去演这样一个充满童趣充满稚气的角色以逗乐大家，让我觉得难堪，至少有点倚老不尊的嫌疑吧？

恭敬不如从命，最后禁不住老张的力邀，我同意了，尽管心里有几分忐忑，有几分羞赧。那天去黄华楼礼堂拍“芭蕉男孩”这一组镜头的时候，我认识了前来同台出演的陈思同小朋友。她是一个很清秀的小女孩，十一二岁光景，稚嫩的瓜子脸，扑闪的细眼睛，一身红白相间的小学生校服，后脑勺扎两个长长的马尾辫子，虽说见过大世面，看得出，在几个叔叔伯伯级的大男人面前小姑娘还是有些拘束。

老张让我光着膀子套上一套绸缎质地的戏服，草绿色的底子上透着些黄点子，戏服有点小，我只好收点腹，不然戏服下端的纽扣间会挤出白白的肚皮来，这还是有点不雅的罢。老张又让我登上一张事先准备好的课桌，课桌前钉着一片纸做的硕大的芭蕉叶。旁边，陈思同小朋友悠扬地唱起了她的《落雨大》，伴随着她的歌声，我站在课桌上，也成了纸做的道具，让老张随意调遣，蹲下，站起，手打开，手收拢，最后老张让我半蹲着，双手扮成荷瓣状，托着自己故作天真的笑眯眯的老脸。

陈思同小姑娘的歌唱完了，我的扮相也结束了。

视频播出后，影响还真不小，——老张的作品，从来如此。

我也沾老张的光，一时成了外校的名人，认识我的老师都善意地叫我“芭蕉男孩”；我教过的学生，不管是毕业的还是在校的，见到我就笑晕，纷纷说：“何老师，好可爱！好可爱哦！”还有好几次，连一些小学生都认出了我，羞羞涩涩地指着我，窃窃议论着：“芭蕉男孩，芭蕉男孩！”然后捂着笑脸跑开去，最后还不忘回头看我一眼，又惊又喜的样子。

我和老张交往其实不多，但他的执着和才情，让我十分尊重。

说来有些遗憾，老张不止一次让我写一个以外校为题材的剧本，我也答应了，甚至交稿时间都已经确定了，但终究没有成稿。一来，我真的不善于写应景的作品，二来对外校的视野我很是有限，掌握的素材也太少。

不过，老张，如果你有兴趣和闲情，我倒是可以写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将其改编成剧本，和你做一些小制作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