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啊，你帮我去听一堂课吧。”王娜说。

“帮你听课，什么意思啊？”我一时有点糊涂。

平常嘛，换课代课，那是常有的事，却很少听到“帮人听课”。

“听课”，不是从来都是自己的事吗？别的且不说，每学期老师还有“听课”的任务呢。

“是这样，老何，第三节课，本来我要去听的，但我有课，去不了。”王娜说。

“那就不去呀，一定要去吗？”我说。

“不是，因为我要填一个表……”王娜说。

绕来绕去，绕了这么半天，原来王娜要说的意思就是要我代她给参加学校“高效课堂比赛”的老师打分。我充分理解王娜的那点小心思，她在小心翼翼地保护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因为只有“学科组长”或“备课组长”才有这份给别人打分的“资格”，或者说“权力”，或者说“殊荣”。说实话，这件差事让我颇有些为难，这个这个，确实不好越俎代庖吧？出师须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是最常见不过的道理，况且王娜接着下来的一席话，让我简直如坐芒刺了。她说：

“教务处说，如果本人不能参加，可以找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师参与听课评分……”

王娜的本意其实是尊重我，所以把“德高望重”说得特别重，显然有强调的意思。这点让我心里很是受用，真的，但我从来就不敢自诩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虽然我曾经在师范学校教书多年，知道“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训诫，“学高”不敢自谦，教个中学，自以为还是教有所余的，至于“德高”，说来就有些惭愧了，我自己感觉自己没什么“教育情怀”，“教书”，在我看来，只是一门最普通的职业，和卖肉的造房子的没有多少区别。既然是职业，当然要有职业操守，没有必要将教师这门职业神圣化。爱岗敬业，是任何职业都应该遵守的的道德底线，老师热爱教育，教书育人是天职，窃以为不宜视之为“教育情怀”，还有，当“老师”也不是我职业的初衷：当初高考的理想，首先是学“考古”，其次是学“法律”，因为分数寒碜，选择余地小，勉强填了个“师范”。一试定终身，于是当了老师。如果能够重来，我还是按照“考古”、“法律”、“师范”的序列来设计我的人生。

我不是那种不识趣的人，不太会顺着竿子就往上爬。王娜够谦卑的了，我等岂敢怠慢？况且，历史，也一向是我喜欢的学科。

授课老师是茂盛，高中历史组的组长，这多少带点“示范课”的味道。当他在屏幕上打出“英雄救美”几个字的时候，我倒是先他笑了。虽然他解释说这里的“英雄”是指“罗斯福”，这里的“美”是指“美国”，他的授课内容正是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我呢？名字中带个“雄”字，是来帮王娜履职的，王娜，除了是我们的“备课组长”外，还是我们组的资深“美女”啊：这，又何尝不是“英雄救美”？

茂盛寓庄于谐，我也顺带借题发挥。一笑。

屏幕上出现了几张图片，街道萧条，股市暴跌，农民无助，茂盛很自然地引出罗斯福新政的历史背景：1929年—1933年的那场震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为什么会有这场危机呢？同学们想想，”茂盛踱着方步在讲台上来回走着，还不时来到学生中间，他始终面带微笑地看看学生，也顺便看看前来听课的老师，然后，他清了清嗓子，慢条斯理地说：

“其本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同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大爆发……”

茂盛的课徐徐展开，我的思绪也随之徐徐展开。

罗斯福“新政”有它的必然性，他的前任政府胡佛政府奉行完全自由资本主义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弊端就是它的盲目性。资本逐利而居，倘若完全依赖资本自发的调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就不可避免的形成社会生产的盲动与无序，从而加剧资本与劳动生产要素之间比例的失衡或不协调，随着量的不断积累，最终将形成经济危机，这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一旦各个脏器之间各个系统个之间的运作失衡或不协调，我们的身体也就出了问题。

当时的美国统治者既反对走共产主义道路，也反对走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自然，这两种道路在当时的美国也没有更多的群众基础，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即在保存原有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美国式民主的前提下，抛却胡佛的自由资本主义政策，采取国家强制手段全面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改变局部的生产关系，这就是后来有人概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罗斯福正是凭借其在竞选宣言中的这张牌，顺应了当时美国社会上上下下的强烈的改革呼声，从而顺利地当选为美国的第32任总统。

罗斯福执政后，通过国家强制的行政手段，对美国社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就是“罗斯福新政”，这场“新政”，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使之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最成功的改革之一，它直接帮助美国社会避免了经济的大崩溃，也为后来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创造了有力的环境和条件。

罗斯福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领导人之一，口碑一直延续至今。

学生正在分组讨论，每组几个同学围着几张桌子细声地说着话，桌子上几本翻开的书，几支摘下帽筒的笔，仿佛在举行圆桌会议。王茂盛走下讲台，悠悠地穿行在各个小组之间，不时侧过身来，和蔼的面带微笑的和学生耳语几句。

课堂很安静，学生们窃窃私语，我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偶尔能听到几个词语。

听课的老师，有的也似乎有了兴趣，翻看着事先发下来的资料；有的面无表情，垂着头想着什么。我有点走神——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思潮，有些人认为美国一切都好，我们一切都不如人，其实不见得，“罗斯福新政”前的这场大危机就是明证。我非常赞同我国当代一著名领导人的论断，大意是，市场和计划，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罗斯福新政之所以取得成功，其实就是其强有力的行政干预计划，没有“计划”，就没有他的“新政”，也就没有后来美国举世瞩目的成就。

乘着学生们讨论的间隙，我又悄悄瞅了一下听课的老师们。

他们围成一个不规则的半圆，靠后门这边的中间位置多出了不少红色的塑料方凳，特别显眼。除别的老师外，教研组长们似乎都来了，政治组的老马，地理组的老侍，数学组的老闵，物理组的老刘，化学组的老沈，英语组的小田，还有我们语文组的小苏，我前面坐着的还有学生处教务处的姚吕两大主任，还有我们尊敬的谢副校长，他们每人的桌子前或膝盖上都平铺着一小张纸，我知道那是评分的表格，——他们听得也好像比别的老师更认真细致，一边听着，一边看着，一边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茂盛虽说不算紧张，但也似乎没有了篮球场上的那种轻松自如的劲儿。他是学校著名的民间神投手，2分球的命中率一直在高位运行，多少年了。这种状态，也张扬了他篮球场上特有的“茂氏自信”，他一旦没有投进球，就会习惯性的大叫一声：“我对不起大家！我再也不投了！”虽说“再也不投了”，但只要逮住机会，还是会频频出手的，自然也频频进球得分，——大家也信任他，频频传球给他；就连场外的观众也会情不自禁地说：“传球，传球，把球传给老茂！”——“老茂”，是我们经常一起玩球的球友们送给茂盛的昵称。

这也难怪，在坐的都是科组大佬，况且手上还捏着一张评分表。做评委的感觉总是好的，就好像时下电视节目里的“挑战不可能”、“中国好声音”或者“出彩中国人”的评委一样，那几张固定的面孔往那评委席一亮相就总是饶有兴趣满脸春风的样子的，反观表演者，纵然身怀绝技，身经百战，也难免流露出难以掩饰的紧张的。

不知怎的，我总是会把罗斯福的“新政”和我国的抗日战争联系起来了。

抗战初期，中日双方军力悬殊，单说飞机，中国军队只有200架左右，且没有一架战斗机，而日本有2000多架。日本依仗其绝对的空中优势，狂轰滥炸，消耗了大量的中国军队，同时造成了不计其数的中国平民伤亡。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派出了大量的外交官向西方世界寻求援助，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但收效不大，俄国例外。

翻过一些回忆录，稍稍知道一些这些肩负着民族使命的外交人员在寻求西方世界支援的过程中所遭受的种种曲折和屈辱的历程。这也难怪，弱国本来无外交，况且，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每个国家的领导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肯定是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这自然无可厚非。

抗战初期，准确的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罗斯福政府其实一直都是在努力保持着一种平衡，其援助中国的最低目标是维持中国的抗战不至于崩溃，最高的限度则是不至于引起日本对他的祖国美国的报复。美国罗斯福政府有他们自己的考虑，他们不愿意卷入中日争端，因为他们与日本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举例来说，当时美国是日本的最大的军事输出国，占日本军事输入的将近六成。客观上，美国对日本的军事输出对日本侵华战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就曾经说：如果没有这种援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有可能被制止。

就在中日交火最激烈的时候，中日双方都曾不约而同的去美国购买军火，包括飞机，两个交战国的代表团，甚至还在美国的土地上擦肩而过，大家心知肚明对方的公干，不打招呼而已，还有，我们从美国购买的一批飞机，就曾在公海上被日本人劫持——中日海上军事力量同样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不能说，美国对中国的抗战（这里说的是“初期”，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直接支援中国对日作战，那是后来的事）没有帮助，美国罗斯福政府时期曾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白银和桐油，后来国民政府用这笔钱向其购买了一批军火，其中就包括两百多架飞机。但抗战初期对中国援助最大的是苏联，在海上被日本完全封锁的日子里，苏联成为唯一一个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

苏联斯大林时代也有他们自己的考量。当时日本的军事集团主要包括两大系列，一个是“远东派遣军”，对付中国；一个是“关东军”，对付苏联。苏联希望中国拖住日本，使日本腾不出手来攻打苏联，因为苏联西部有一个蠢蠢欲动的强劲对手，法西斯德国。

学生们讨论结束，开始陆续上讲台来板书每个小组的答案——这是“生本”教学的固定环节吧？有些学生的粉笔字（油性笔）确实不敢恭维，加上内容多，字体小，我也看得不太清楚，不过初略看了几眼，虽然彼此交叉的内容多，整体来说，还是能围绕老师设置的问题走，表达上也基本上能做到条分缕析。

我的思绪还在课堂之外——

抗战期间，中国内地遭受日本轰炸的城市不少，往往都是华北华中华南的重镇，南京武汉徐州长沙衡阳广州等，这不难理解，因为日本人妄想尽快解决“中国的问题”；纵深的腹地城市重庆遭受了日本人多年的狂轰滥炸，这也不难理解，因为重庆作为南京政府战时的“陪都”，一直是战时的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而作为中国的西北的腹地城市兰州也遭到了日本人空前的轰炸，且轰炸时间从1937年11月一直延续到1944年8月，几乎贯穿整个抗日战争，这就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了。要理解这一点，就要理解兰州这座英雄城市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的特殊角色和特殊作用。这和苏联有关——

当海上运输线被日本人封锁之后，兰州成了中国和苏联陆上交通的最主要的中转站，从苏联源源而来的大批军事装备，包括飞机、武器和其它战时物资，经苏联中亚阿拉木图和西伯利亚贝加尔地区，分别从新疆和蒙古运抵兰州，再由兰州分赴中国各战区。单说飞机，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2月，短短的5个月时间里，苏联就向中国输送了297架军用飞机，这些飞机都必须在兰州中转，加油，检查，然后飞抵各地，对日作战。

正是因为兰州的这项特殊使命，让兰州成了日本人心腹之患。日本对兰州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轰炸，始于1937年的11月5日，他们以山西的运城为基地，对兰州及其周边地区进行肆意轰炸，日本人总想通过轰炸兰州，来其切断中苏联系的交通要道，同时想藉此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这给甘肃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联系到罗斯福的新政，我不知道，日本持续轰炸兰州的这些飞机中，有多少是源自美国对日本的军备输出；说得大一点，日本轰炸中国的飞机中，有多少来自美国？

当然，我们也有苏联的军事支援，苏联人还在兰州组建的空军志愿队，直接在兰州上空和日本人殊死战斗。

太平洋战争后，美国即刻成了我们的盟友，美苏英中构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的铁壁铜墙，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下的两个原子弹，直接迫使裕仁天皇下诏投降，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还以征服者的身份，直接踏上了日本本土；抗战最后，虽然日本天皇下了诏书投降，但穷兵黩武的日本关东军依然负隅顽抗，苏联随即出兵与之作战，苏联红军攻势凌厉，节节胜利，重创日本关东军，让以所谓“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宁可战死或剖腹也不投降的日本兵威风扫地，一波又一波，纷纷缴械投降，这也客观上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苏联红军的对日作战，成为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役，可是我们在欢呼抗战胜利的同时，却也有了永远的痛，我们因此失去了外蒙古。

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用常规思维去理解，还是那句话，“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亦或就是另一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发展才是硬道理，国家强大民族兴旺才是硬道理啊。不然，且不说什么“英雄救美”，谁也救不了你，能救你的其实就只有你自己。

课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茂盛拿着激光笔晃着学生的答案在作点评：

“以工代赈，首先需要许多工作岗位，如何提供岗位？基础建设，大工程，大项目依次上马……”

“为什么罗斯福新政要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包括大量的印制钞票？印制钞票不是会造成货币贬值吗？同学们想想，这是因为什么？你看，这一组涉及到了这一问题，很好，你们看，这是因为……”

茂盛说得头头是道，我倒是有些恍惚。我一时觉得茂盛有点像李大钊——

假如架一副无色的细边眼镜，鼻子下黏上两撇浓密的遮住了嘴角的长胡子，声音更激情一点，手势更大一点，就真的形神兼备了。

想起李大钊，是因为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邓宝珊。邓宝珊将军，是冯玉祥将军的部下，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主政的兰州一直和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保持着良好的和睦的关系。这和李大钊先生有直接的关系。李大钊先生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就曾经在邓宝珊将军的国民军中开展过活动，宣传进步思想，对邓宝珊将军影响很大。

想起邓宝珊将军，是因为想到了他的切肤之痛：他的夫人崔锦琴女士和三个孩子就是在日军轰炸兰州时同时遇难的，时间是1941年。据说，当人们整理邓夫人的遗物时，桌子上还留着邓宝珊将军几岁的稚女在遇难前一天还用毛笔誊写的一首杜甫的绝句：

䅟径杨花铺白毡，兰溪荷叶叠青钱。

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

真是一语成谶呀！睹物思人，我不敢揣度邓宝珊将军当时的心情，多少国仇家恨，一齐涌上心头，他会不会长号一声：倭寇未灭，何以家为？

很多年前，我去兰州的时候，特地去看了一下“邓家花园”，邓宝珊将军夫人和她的三个孩子就合葬在这里，一堵爬满青苔的墙，一块笔立无声的碑，几株柏树，几株芍药，三三两两游园的人，都会移步这里，呆上几分钟，凭吊几分钟，唏嘘几句，然后静静地离开。

三个孩子，一如生前，永远地依傍着他们的母亲长眠在这里。也许，这就值了。

茂盛的课接近尾声，我也把思绪收住。

我想起王娜交给我的任务还没有一点眉目，心里有点急，再看看各位教研组长，他们都在闷头填着表格。我看了看表，下课还有两三分钟。我又看了看坐在我旁边小陈（他是教务处干事，平日里，我一直叫他“兵哥哥”，每次叫他，他总是憨憨地咧一下嘴，说，“呵呵，老何。”），“兵哥哥”一声不响地端坐着在那里，膝盖上叠着一沓表格，一节课，我只见他端着立在凳子下的水杯喝了一口茶叶水。他是负责考勤和收发资料的，当然包括收发评分的表格：每节课都要全程陪同，仿佛陪太子读书，想想他这个干事的差事也不那么好干。

就在我犹豫之间，时间很快过去。我鼓起勇气，轻轻的用手指抵了一下“兵哥哥”，他回过头来。

“那个表——，评分表。”我支吾道。

“你不要填。”他说。

铃声即刻响了，下课了。

我赶忙离开，落荒而逃。

201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