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会”？是不是这两个字，我不能确定，只好照音填字。

打会，是上世纪70年代老家民间里流传的一种相互帮扶的自发借贷形式，其实就是分期付款，但不需利息。谁家有大事，一般无非是婚丧嫁娶，一时拿不出足够的钱来的事主就会挨家窜门，说：

“……嫂子呀，打个会咯。”

你不要说具体原因，嫂子们就会从箱子里拿出10块钱来，交到事主手里，然后在事先写好了字句的纸上，写一个名字，或画一个符号（不会写字的）。这一凑，女事主就能凑齐一百多块钱。这钱很重要，救急。

被称为“嫂子”的女人们，其实都有五六十岁了，她们是一群居住在这一段小巷子的邻居：比邻而居，相处多年，知根知底，相去最多不过20来步的距离。

出面借钱的事，都是女的，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条街大都是女人当家，还因为借钱多多少少是折面子的事情，——男人的虚荣，有时是甚于女人的。

一般来说，凑钱的人家，总是固定的那十来户，这样既有利于这些个家庭抱团相扶，也便于筹款者分期付款，一年左右即可还清。

这个小镇叫白头狮，官名是“永兴县第五居民委员会”，原住民其实不多，多是从外面落户来的，常德的，湘潭的，津市的，以衡阳的居多。衡阳的，为什么多呢？是因为衡阳人多撑船，运煤为生。白头狮与湘永煤矿，一溪之隔，从湘永煤矿运煤，顺着贯穿永兴境内的便江，下耒阳，入湘江，抵衡阳码头，卸货，来时还可以从衡阳码头带一些轻便的物资，主要是衡阳的一些土特产，诸如云雾茶、猕猴桃、乌莲、草席、竹雕等，或者是别人托带的一些家居用品，前者倒腾给一些商贩，后者那全是帮忙，自然，什物送到之后的某一天，人家也会请你上门去抽两袋旱烟，喝两碗自酿的土酒的。

白头狮，是因观音岩对面有一石狮静卧江心而得名的。观音岩，是一尼姑庵，依岩而建，气势恢宏，远近闻名，常有四面八方的香客，前来烧香膜拜，许愿还愿。其实，细究起来，狮子的名气倒是不那么好，据说它当年潜入水中，探头探脑偷窥观音沐浴，被观音逮了个正脚，观音娘娘只小施法术，便把狮子定在便江中央，肉身化成石头，从此风霜雪雨，遗羞千年。这也足见观音的美貌了，难怪民间有一种说法，“女大十八变，变成观音面”。

说了这么多，再来说说白头狮居民的构成。在白头狮居住的人，多是自由职业者，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有，篾匠铺，铁匠铺，包子铺，酒水铺，铜器店，纸扎店，豆腐店，香烛店，应有尽有。居家和商铺又每每是一体的，平时居家，一赶集，门口摆上两条凳子，再架一块案板，那就是柜台了，场合大点的，会把那种能够活动的门页窗页拆下来，居室就构成了一个大的铺面。平常，穿行在白头狮的小巷小弄里，除了听到人们用各种方言聊天之外，还能听得叮叮当当的金属的清脆声，仿佛是一部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打击乐，很是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我外婆一家就居住在这个小镇上。小时候，我父母在外地工作，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几乎都是跟着我外婆，在这个小镇生活了好些年。外婆没有工作，那时也没有“全职太太”一说，当然，外婆也做不了全职太太，因为大凡做全职太太的家庭，生活条件总是十分殷实的。外婆家，虽然不能说是寒苦吧，但几个钱还是要抠着来用的。

外公的单位叫耒水公司，是一家集体单位，多劳多得，自负盈亏。我少看到外公回家，他常年在水上劳作，但每次来，都会带一些鱼肉荤腥来，还有一些外地时新的小特产，荸荠、酥饼、蜜桔，虽不多，却让人回味绵长。

我妈妈在三十里开外的一家供销社上班，每个月会来小镇看我们，也给我外婆送一些钱，还有我们的生活费。我妈妈每次来，几乎都是和我外婆不欢而散的。我妈妈喜欢算账，说好久好久又给了我外婆多少多少钱，还有哪些哪些东西，也许是职业习惯吧，难怪我爸爸曾给了我妈妈一个专有名词：“算账派”。一算账，我外婆就烦，因为她尽管省吃俭用，但不会算账，又因为疼我们外孙几个，总会时不时地这个铺子那家店子里给我们买些零食，又没有数，一算账，自然入不敷出，于是我妈妈就说我外婆不会居家过日子，外婆不服，满腹委屈，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就不欢而散了。

虽然不欢而散，下次照样。我们也习惯了，见怪不怪，顺其自然。我们懂事之后，也暗自为外婆不平，一个人经济不独立，总是怄气的呀。

客观的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妈妈犯了一个忌，常言道，帮助别人要忘掉，别人帮己要记牢，况且还不是别人，是我们至亲的人（我都没见过我的爷爷奶奶）。外婆虽没读书，不懂得人格独立是以经济独立为前提的道理的，但她一定也会有着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的，没有工作，挣不到钱，本来就矮人一截啊。这与其说是一种自觉，不如说是一种自发。

我有两个舅舅，大舅在外地，小舅在附近，都是工人，收入自然不会太多。

印象中，大舅也会不定期寄些钱来，小舅舅的工资就几乎都是交给我外婆的，我外婆总是小心翼翼地藏着，宝贝似的，那是她预备将来给大舅小舅娶媳妇用的。

时间不紧不慢地过着，像便江河里的水，从从容容，波澜不惊。

很快就到了大舅二舅结婚的日子。大舅结婚不久，小舅又要结婚了。

这本来是好事，是外婆多年来一直期待和盘算着的，但，这样一来，外婆家的开支一下就吃紧了。

这让外婆有点受不了。受不了，不是说外婆不高兴，而是说外婆犯了难，她觉得不能把两个儿媳妇体体面面地娶进来，是一件没有颜面的事情。

那些年，外婆一直为两个舅舅的婚事操心，操心是操心，却帮不上忙，只好干着急。外婆以前随我外公在船上，船上的女人比男人累多了，平常带孩子浆洗做饭不说，还要把舵，撑篙，起帆，逆水上船，倘若是货船，还要拉纤。四十多岁，外婆就落下了头晕的毛病，其实就是高血压，有几次险些掉进便江淹死。

我妈妈生了我姐姐之后，外婆就上岸了，定居在白头狮，从此便没有了经济来源。

我们四个姐妹兄弟相继出生，全赖着外婆带我们。在我的印象里，外婆做事有点慢，走路也有点踉踉跄跄的，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她小时候缠过足，后来赶上了放足运动，三寸金莲最终没有成型，只是有点小畸形。外婆在便江河边种了些蔬菜，河边的土地是沙质的，不肥沃，长出来的菜不是亮汪汪水灵灵的那种，所以一般不卖，卖相不好，哪怕是便宜，也少人问津。外婆还喂了两头猪，总是一大一小，大的杀了，小的已半大，于是又会捉一头小猪仔来喂。蔬菜几乎可以自给，猪一般要到快过年才杀，猪肉大半留着自己吃，小半会卖掉，猪血猪肺小肠等猪下水会煮成一大锅，然后欢天喜地地依次给几家左邻右舍们各送去一大海碗（年前那个把月，猪杂吃得我们有时都会犯腻，因为几乎家家都杀猪，也都会照例挨家挨户地给每家送去那么一大海碗的），所以，一头大肥猪杀下来，最后也攒不了几个钱。

开支一吃紧，就会想到打会。这也是白头狮的人们常见的生活方式。

大舅前一年结婚，外婆几乎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吧？没有打会。我清晰地记得那场婚礼，隆重而简朴。外婆简陋的木板房的门口贴着一副红彤彤的婚联“比翼鸟比翼飞，并蒂莲并蒂开”，横批“百年好合”，家里的几扇门上也都贴着双喜字。床上铺着新被褥，还叠着两床，挑箱、水桶、开水壶、镜子什么的都贴着红纸。酒席大概办了六七桌，外婆家只能搁下一桌，另外几桌都是摆在邻居家里，在那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只见外婆领着穿着新衣服的舅舅和舅妈，一起走这家去那家，敬酒递烟，外公也随着，但似乎只是外婆的影子，听不到他说几句话；我也没见到闹洞房的热闹场景，晚上，只是几个老太太老头子过来聊了几句天，喝了几杯茶水，吃了一点点心，——也许是大舅在外地工作很多年，白头狮没什么朋友。

没几天，大舅就要回原单位上班，我记得大舅他挑着四把折叠椅，一路晃着走了，大舅妈手也没闲着，提着好几个袋子，帆布袋。现在想起来，觉得大舅大舅妈真的不容易，应该说还有点寒碜吧？四把椅子，能值几个钱？白头狮离大舅上班的城市有四五百公里的路程，先要从白头狮走10来公里石子马路到县城，再从县城坐汽车到我们县的马田火车站，换逢站必停的普通快车（“普快”）到衡阳，在衡阳睡一宿，第二早晨才又坐长途汽车赶到单位。老家有一句民谚，“手无三斤提力”，意思是说，哪怕是提三斤东西，走远路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四把椅子，少说也有十倍于三斤吧，尽管是挑，想想这过程自是十分辛苦的，但，这就是上世纪七十年的我所见的现状呀。

第二年，小舅又要结婚了，小舅妈就是同一条街道上的邻居，家住街道的一个转角处，与外婆家相去30米，临溪（小时候，我们常常在那条脏兮兮的小溪里捉鱼捞虾），房后与一个瓜棚连在一起的是一间杂房，杂房是用废弃的旧船板搭成的，一看就知道这户人家也是撑船的。没错，小舅妈家就是撑船的，也是从衡阳那边过来的。这样看来，外婆家和小舅妈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了，都是属于不太宽裕的人家。当然，白头狮没几户殷实的人家，单从房子就能看出来：墙，多是木板，或者是将若干片竹片子嵌在一起然后抹了油灰晾干结块的那种；房顶盖的也不是瓦，而是松树皮。当年的“杜甫草堂”或陶潜的“草屋”是不是这个样子，我没有细考。倘若，哪家屋门口有一块水泥地面，那就足以称得上是奢侈了。外婆的屋子前倒是有一块，但那是因为小舅舅在水泥厂工作的缘故吧。

小舅舅结婚的时候，他已经从附近的那家坐落在山腰间濒临便江的县水泥厂调到县城里的一个机械厂上班了，能在县城工作，在白头狮，无论如何都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这让外婆人前人后又多了几分颜面，——大舅在湖南西南部的一个地级城市上班，在白头狮的居民眼里，那可是大口岸了。

颜面归颜面，家底在关键时候就露馅了。别无他途，打会。好在打会在当时的白头狮是一件再普通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某家有什么急难之时，就会有老太太串门，一进门，管你有不有别的人在，只要女主人在，她就会不客气也不难堪地开口就说：

“……嫂子呀，打个会咯！”

白头狮虽多是女人当家，但别人和女人们打招呼时，却都会在女主人的雅称前冠上男主人的姓，比如，我外婆姓“颜”，同辈人从不叫她“颜嫂子”而叫她“蒋嫂子”，晚辈们从不叫她“颜奶奶”而叫“蒋奶奶”，因为我外公姓“蒋”：这里的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男人女人们还恪守着老祖宗的那一套旧规矩。

我小舅舅结婚的时候，我已经16岁了，在县一中读高中。

那天周末，我从县城去白头狮看我外婆，因为没有车，是步行去的，外婆见我，很是高兴，给我在白头狮最大的那家包子铺里煮了一碗切粉（湖南米粉，分切粉和榨分。切粉，是手工切的，扁形，新鲜饱满滑嫩，入沸水一捞即可；榨粉，是机器做的，圆形，晒干的，煮之前，要浸在水里泡，我们那里叫“发”，煮好后，有嚼劲），然后从盛油的瓦罐里舀出一大调羹白斩斩的猪膏油放在里面。这是我外婆管待我的习惯，哪怕是我参加工作后，每次去看她，不管是不是吃饭时间，抑或是我是不是刚刚吃了，她都会照例去某家饭店给我弄来一大碗米粉，然后照例从瓷罐里舀一大调羹猪油放进里面，腻得我不行，但外婆总是坚持让我当着她的面把粉吃得连汤也不剩，然后外婆就会很愉快地用很浓重的衡阳口音说：

“后生尕，不恰妈里行（后生家，不吃哪里行）？”

吃过粉后，外婆说我是读书人，帮她写个东西。我说，写什么东西。她说，想打个会，你细舅舅要结婚哒。我又是高兴，又是惭愧。高兴的是，我还从来没帮我外婆写过文字性的东西（我外婆没进过学堂门，连名字都不会写），这次算是有了秀才露脸的机会；惭愧的是，自己还没有工作，拿不出一分钱来解燃眉之急。那时，我外公已经退休，拿着微薄的退休金，不过身体还好，当时正在县城和白头狮之间的叫灵坎桥的地方碎石头挣钱。这次来看我外婆，我就先到了我外公做事的地方去看了看他，只见外公坐在一堆乱石中的小板凳上，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一个简单而费力的动作，用一节橡皮传动带做成的桃形套固定住一块较大的鹅卵石然后使劲用小锤子砸，砸得石屑四溅。外公只戴着一顶发黑的塌了沿的草帽遮阳，旁边有一个半旧的军用水壶，一截旱烟管。那场景让我十分心疼，外公毕竟快七十岁的人了。

东西很快就写好了，其实就是借据，每人借多少钱，一共借多少钱，什么时候清账。开始让我为难的是，先还谁后还谁的问题，这先后次序中，就似乎有了尊卑亲疏的差别了，就好比领导人的活动出场，谁先谁后，个中讲究，马虎不得，哪怕是名字的排序，也一定要申明，是按姓氏笔划的多少为序的。

不过我多虑了，还钱其实不是挨个去还，而是每个月把一个固定的款数交给一个固定的人（这个人通常是略通文墨又德高望重的人），由这个人去统筹，还款，筹款。因为这十来户人家，大概是没有没打过会的。后来我才知道，我外婆没打这个会之前，其实每个月都会定时交一定数目的钱给这位热心的略通文墨又德高望重的老太太的。这样说来，打会，其实不是“借”，而是“取”，是零存整取。我一时惊叹这一帮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却智慧过人的女主人们了。这种民间的借贷形式，或者说是互助形式，体现了最原始最质朴的平等和互惠原则，按现在的话来说，叫“双赢”，饱含人情味，却又谁也不欠谁的人情，难怪她们打会时没有一点尴尬和难堪，仿佛还很快乐：

“某嫂子呀，打个会咯！”

这种互助形式，是以诚信为前提的，不要担心携款逃跑，也不要担心借钱不还，倘若哪家要搬离白头狮，随时可以结账走人。诚信，是白头狮的人们的立身之本，如果谁的口碑不好，她就没有办法挤进这一个“互助组”，虽然它只是一个松散的民间组织。说得严重些，倘若谁不讲诚信，一旦落下不好的口碑，她就没有办法在白头狮这个小镇呆下去。

但是，我至今没有搞清楚，既然是一个“互助组”，打会时，为什么要挨家挨户去借呢？为什么不能直接从那位热心的略通文墨又德高望重的老太太那里直接支取？

我没问过我外婆，不得而知。

小舅的婚礼和大舅的婚礼一样，隆重而简朴。

但和大舅的婚礼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外婆和她亲家挨得近，婚礼是合办的，既是娶亲酒，又是嫁女酒，加之我小舅和我小舅妈都在本地工作，同学同事也多，因此场面要大好些，亲朋好友，络绎不绝，好像连白头狮的半条街都轰动了，我甚至还听到了久违的鞭炮声。白头狮的民居绝大多是木板房松皮瓦，所以居民都默守一条陈规，红白喜事，都不放鞭炮的。那天，小舅单位的同事还有领导前来道喜，提来好几盘脸盆一般大小的鞭炮（我们那叫“红炮”），开席前，支客的（司仪），让客人们移步河边，在便江的河滩上，点燃鞭炮，一阵炸响，一阵烟雾之后，河滩上满地的红纸屑，为婚礼平添了好些喜庆。

最有趣的是发亲。按照当地的民俗，新娘子婚礼的头一天一定要住在娘家的，第二天才按约好的时间，由打扮一新的新郎带着大队人马去女方家接亲，女方的父母先发亲，再由女方的的外司送亲（在送亲队伍中，女方的舅舅为大，如果没有舅舅，就有女方的阿姨替之），还有女方的平辈和晚辈们。这一送一接的古老仪式，其实是在诠释着“嫁”与“娶”的特定内涵。因为平常再熟悉不过了，熟人之间，一下子要讲究起庄严的规矩来，客套礼数之间，就不免有些做戏的味道。还有，两亲家，就相去30来米，走路3分钟都不要，一出小舅妈家的门就到了外婆家，锣鼓钹刚一响起就结了尾，也不晓得是谁出的主意，让送亲的队伍围着白头狮的主街道绕上了半圈，起码有2000多米。一路上，人们都出来围观，欢呼，调笑，孩子们更是跟着不放，一司仪手里提着个篮子走在最前面，然后是小舅小舅妈，然后是敲锣打鼓的，然后是接亲送亲的。司仪不时地从篮子里拿出些饼干纸包糖花生什么的放到不断向他伸来的手里面，大手小手，白手黑手。我没看到小舅小舅妈的表情，因为我走在队伍的后面，想起来，他们脸上一定洋溢着幸福，也该有几分羞涩几分尴尬的吧……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就打过这一会。

估计不止这一次，因为外婆在白头狮生活了很久，少说也有二十来年吧。

我不知道，“打会”这一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是谁最早发起的，当然，这些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我亲历的人与人之间的淳朴和温情。

后来，外公不在了，外婆就随小舅舅去了永兴县城，和小舅舅他们生活在一起，一直生活到1998年离世。

当年那个十几岁青涩的翩翩少年，一晃，现在也已经年过半百了。

那个少年就是我。

这几十年来，不知怎的，总有一个声音，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在我耳边突然响起，是那么的余韵悠长，让我禁不住感动回味，也有些许儿彷徨忧伤——

“……嫂子呀，打个会咯！”

2016-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