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女儿在长沙学习，我和妻子去看了一趟。

那天是周六，女儿说，每个周六，湘江边的橘子洲头都有焰火看。

“那我们去看看吧。”我说。

晚饭后，上公交，穿过既熟悉又陌生的街道，夜空突然开阔起来，街灯绽放高楼林立的街道一面的小坡上挤满了人，还不断地有人顺着石阶往上面去，很是热闹。下车，上坡，展现在眼前的是在夜色中静静地流淌着的湘江，正面的河中央灯光聚焦的地方是一尊巨大石像，那时青年毛泽东的头像背影，——哦，橘子洲头！

按理，这一带不说熟悉至少不会陌生，二十几年前我和妻子都曾先后在这里学习过，岳麓山、爱晚亭、橘子洲头、岳麓书院，那不仅仅是一个个熟悉的名字，那是鲜活的涌动着生命律动的所在，但眼前的景色却仍然让我有些震撼，震撼得有些陌生。湘江里荡漾的水草没有了，湘江边触目皆是的蒿草也不见了，哪怕是江水里或停泊或游动的挂着小油灯盏的小划子也没了踪影，代替它们的是簇新的光洁如润的大理石地砖和平展如毯的中间等距地移栽过来的碗口粗的各色树的绿化带，还有几艘在河中央来回营运的观光艇，激起的小浪轻轻地拍打着整饬的河堤。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主席的那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诗来，虽然现在正是盛夏，我想主席如果今晚再游湘江，也会“当惊世界殊”吧。

挤在来来往往的人堆里，想觅一处好一点的观景点，沿河的栏杆边已经没有一点缝隙，人们说着笑着，纷纷拿出相机手机在拍照，还好，栏杆断开处，有石级下到河边去，下面也有一条大理石铺就的人行通道，人行道上有好些人在放孔明灯，透过薄薄的灯罩，可以清晰地看到灯罩里摇曳着的火苗，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孔明灯摇摇晃晃地离开放灯人的手，飞向河中央，飞向夜空，渐渐远去。不一会儿，江对岸东北角腾起了第一波焰火，接着一拨又一拨的焰火变换着各种图案绽放在夜空之中，很是壮丽，美中不足的是焰火过后，滚滚的烟尘弥散在天空里，随着江风变成巨大的云山一般横亘在湘江的上空，久久不能化去。

“现在天天都在讲空气质量，这算不算人为的污染？”我抛出一个问题。

“可是，这是长沙的一张旅游名片哩！”女儿说。

“女儿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怎么聚集人气，旅游业如何热得起来？”妻子说。

嗯，悖论，市场经济嘛，先有市场，才有经济，就好像有些卫视，收视率高，评价却低，但……正想着，女儿说：“爸妈，奶奶情况不太好。”

气氛一下子重了。原来我侄子通过微信给我女儿发来了一个视频，视频是我妈妈躺在地上说“有人想害我的孩子，你们赶快走”的情景，还附有一行文字：“奶奶情况不太好”。

焰火还在争先恐后地在高空绽放，我们却已经没有了欣赏的心情。

送女儿到住处，我和妻子回到了旅馆。回到旅馆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找相关医院的信息。原来以为神经病就是精神病，查阅了一些资料才知道这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病，神经病是指神经系统的组织发生病变或机能发生障碍的疾病，精神病则是指大脑功能紊乱突出表现为精神失常，那么老年痴呆症属于哪类呢？医学上对于老年痴呆的定义，在我这个非专业人士读来就是在玩文字游戏，让人如坠五里云中，医院里也没有找到专门的老年痴呆科。想来想去，不管病理是什么，母亲的症状表现倒像是精神失常。

正犹豫时，电话响了，是我外甥女从北京打过来的，她说她有个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同学，博士，就是搞脑神经科的，据她这位同学说，在湖南，湘雅医院脑神经治疗这一块在全国都是非常强的，建议我带她外婆去这家医院看看。

于是我们集中查阅湘雅医院精神科的信息，主要是专家信息。在查阅的多名专家中，有一位姓李的专家尤其让我们心仪，哈佛毕业，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所有的专家介绍中，只有他的名头被冠之以“全国杰出”的美誉；还有一点让我们兴奋不已：他星期一坐诊一天，我妈妈明天过来，周一正好赶上。

忧郁夹杂着兴奋，让我难以入眠。

年轻时的母亲是多么精明和干练呀！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公社供销社做营业员时，偌大的一溜百货柜台一个人管着，哪怕是一尺布一块香皂一把小剪刀都烂记于心，每次盘点，分毫不差，现在怎么变得这样糊涂？不但糊涂，人也变暴躁了变尖刻了，全然不是以前那个时时处处都想着我们孩子们忧乐的母亲了。虽然固执的文人总喜欢说些什么“时光阡陌，你从来未曾走远”之类的话，可是时光真就是一把柳叶刀啊，能杀人于无形。

最初发现母亲不对是在2011年，那年暑假，我大外甥女结婚，全家人都聚拢了（父亲也还健在），婚礼后，我们去了趟母亲的老家衡阳西渡，算是去圆母亲的一个心愿。母亲9岁离开老家，大半个世纪，虽然工作的地方和她老家不过区区两百来公里，却就只去过三次，还加上这一次。老屋还在，住着人家，单是旧了些，但已经没有了更亲的人了，有限的几家远房亲戚，年轻一点的去了外地，年老的几个因为多年疏于联系，也显得十分陌生。还好，总算是了却了母亲的一个心愿了。看过了母亲的老家，我们还绕道去了一趟邵阳，我大舅在那里，自从外婆老去之后，十多年了，大舅也少有来我们这边，亲戚亲戚，走动才会亲呀，不走动就淡了！事隔半年，一次弟弟和母亲聊起回衡阳老家的事，母亲记得，但聊起去邵阳的事，母亲全然不知，满口否定，弟弟把照片翻出来，母亲才记起来，连连说“哦呵，真的去过啦”。这次之后，我们才知道，母亲的记忆力衰退得厉害，这是老年痴呆的最初征兆之一。单是记忆衰退也就罢了，问题是该记的记不住，该忘的忘不了，更要命的是，那些本该忘记的东西会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尖利的碎片的形式出现在母亲的脑海里，从而让她语无伦次，胡话连篇，甚至歇斯底里。

后来，母亲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出现了严重的幻听幻视，而一旦发作，一天到晚没有消停。就在我这次来长沙的早几天，我领教了这种病状的厉害。

那天晚上十点来钟，我和弟弟在阳台上正聊着天，原本一直在自言自语的母亲突然从沙发上爬起来，胡乱地抱着沙发上的被子，在客厅里来回疯跑，边跑边说：“唉呀，不得了！不得了！起火了！起火了！”我和弟弟疾步走过去想安抚她，她已径直向我们迎面跑来，拉扯着我们的手，说：“崽呀，崽呀，快走！快走！起火了！起火了！你们快走啦，不得了！”说着就要到洗手间去找水。那情景，真把我吓住了，我的头皮一阵麻过一阵。

那些日子，弟弟一家，已经被母亲闹腾好几天了，我知道，弟弟那两天两夜都没怎么睡觉，我想趁着暑假给他们换换手，于是那天晚上，我让弟弟一家三口去外面睡觉，我来“对付”母亲。弟弟凌晨1点才离开，本来已经带上了门，但他又折回来，让我把钥匙给他，说怕我睡不醒，白天他开门不方便。母亲虽缓和了一些，但依旧在自言自语，和一个记忆中的老李或老刘在吵架，我麻木地守着她，守着守着，我迷迷糊糊睡着了，是一阵猛烈的打门声让我惊醒。原来母亲不知怎的把自己反锁在了一间小卧室里了，她想出来，但又不会开门，只会拼命地打门，把里面的门把弄得梆梆直响，夜深人静，那声音，惊雷一般。我试图和她沟通，让她拧一下把手旁边的那个纽扣一般的小开关，但一切都是徒劳，你根本无法和她沟通。她急，我比她还急，因为我不清楚更不能掌控里面的情况，一旦真有个三长两短就真“不得了”啦。没办法，我给弟弟电话，弟弟风风火火地骑着摩托来了，开了锁，我的心才放下，仔细看了母亲，母亲无大碍，右手手指弄破了一点皮。但我觉得很对不住弟弟，本来想让他好好睡一觉，却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了。

弟弟说：“我讲了我不要去，你硬是要我去！我晓得，我一走就会出乱子！”

弟弟又说：“再这么闹下去，恐怕熬不了多久，就算是一头牛也经不得这样连续几天几夜不睡觉呀！”

弟弟还说：“这样搞，她老人家不死，我们也会先死掉！”

弟弟性子急，有啥说啥 ，口无遮拦，一吐为快。我无言以对，我能说什么呢？

焦虑的情绪笼罩在我们心头，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找良医给母亲看病。

古人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将良相和良医并列，可见良医不是那么好找的。

县城也看过了，市里也看了，效果不大，母亲原本就瘦弱的身子骨越发消瘦，真有点形销骨立的了。是不是病急乱投医？我们开始反思母亲的治疗效果，也咨询了不少专家，专家说：“要有一段时间。”“要多久？”我们问。“这就难说了，老年痴呆，是世界性难题，目前没有特效药。”专家说。

“要有一段时间”，那要多久？想来不是十天半个月，情急之下，我找了做麻醉师的朋友，给母亲打了几针安定，还吃了些安眠药，几番努力，总算暂时让母亲安静了一会儿。

母亲的这种状况，也严重地困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一度想把母亲放到医院去，一方面便于治疗，一方面也好让我们缓口气，但县里和市里的医院都婉言拒绝，按医院的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原则上都不接收，我母亲今年78岁了，哪怕是接收，也要有患者亲人专门陪护。我们犯了难。姐姐说，我们小时候，姐弟四个，都是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拉扯大的，父亲成分高，忙于工作，都没怎么管我们，现在我们四个来管一个妈妈都管不好，放到医院去，别的不说，社会上议论起来也不好听。姐姐泪水浅，说着说着就哭了。

——没想到我才来长沙两三天，母亲的病又犯了。

我在大学同学的微信群里发了一条信息，看是否有同学有医院方面的资源，尤其是湘雅医院——看病难是现今的一大社会现状。

第二天一早，便有一个叫郝意的同学回复了，说湘雅医院不熟，但知道长沙另一家省医院有一位专家不错，主要是搞刑事司法鉴定这一块，也看门诊，他的一个亲戚的症状和我母亲差不多，现在基本正常，至少生活可以自理，就是这位医生治的，同学把医生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一并给了我，建议我找他去看看。

在酒店的小房间里，我忙着打电话，先和医生联系，我说我是郝意的朋友，对方好像一脸的茫然，隔了几秒钟才说你有事吗，我这才知道这位医生和我同学郝意其实不是很熟，大约比纯粹的医患关系好点但还不能称为朋友，于是我突然觉得有点冒昧，说话也谨慎起来，对方非常好，至少平易近人，没有专家架子，他耐心地听了我对母亲病情的介绍，然后说，老人家用药有顾忌须小心，你带她过来看看吧，又告诉我他上班的时间和地点。我忙不迭地道谢了一番，就兴高采烈地给弟弟电话，不期弟弟全然没有我的兴奋，说：

“花这么多精力赶去长沙看病，看一家杂牌子的医院，还难耍！”

我也不知说什么好，自古华山一条路，那就寄希望能挂上湘雅医院的专家号了。

妻子正摆弄着电脑，先是百度了我给打电话的那位医生的资料，有不少患者留言，赞其医德和医术，口碑不错，妻子高兴得什么似的，但和我一样，被刚才弟弟的电话浇了一瓢冷水，现在正忙着在网上挂湘雅医院的专家号，但和昨天网上一样，挂不了，不是身份证号码填写错误，就是验证码不对，虽经多次确认无误，但还是进不去，妻子只好直接打电话咨询，女接线员很礼貌地告诉妻子，网上挂专家号要提前一星期，今天最早只能挂到星期五的专家号，还不能自己选专家，建议我们到湘雅门诊去挂今明两天的号，还特意强调，如果机会好应该能够挂上。

我不敢怠慢，赶紧从女儿学习的后湖打的去了人民中路的湘雅医院。湘雅医院门诊大厅，里里外外，人头攒动，集市一般，卖早点的，卖水果的，住宿拉客的，长途车拉客的，来回叫卖《潇湘晨报》的，摆个瓦罐讨钱的，不一而足，进到门诊大厅，人更多，摩肩接踵的，每个挂号窗口都歪歪扭扭地排了好长的队，我排了好久还看来遥遥无期，开始后悔刚才没有在门口买点吃的，又似乎不便离开，你总不好说你站了队这个位置就总是你的吧？大家都不容易，病人和病人的家属没几个情绪好的。好不容易轮到了我，我有点兴奋。里面说：

“身份证。”

“没有。”

“身份证号码。”

“知道。”

我把母亲的身份证号码报过去，里面给了我一张诊疗卡。我说：

“我想挂精神科李某某专家。”

“去精神科挂。下一个。”里面说。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顺着路标的指示，挤过川流的人群来到了精神科的挂号处，这里安静多了，好像还有点阴阴的感觉，草绿色的塑料靠椅上歪斜地坐着几个眼睛发直脸色发暗的病人，身边围着带他们来看病的亲属。只有两个窗口，不一会就到我了，可是里面却告诉我到门诊大厅去挂，我说是大厅让我来这里挂的，里面给了我一个简短而有力的反问句：

“谁说？”

我又来到大厅，走到刚才挂号的那个窗口，隔着玻璃问了两句，里面说了句“要挂要到机器上去挂”就把我打发走了。大厅里有很多台人一般高的机器，但挂号的人很少。我按照提示操作了一通，机器上没有专家名称，只告诉我挂专家号要50元钱挂号费，还说我的诊疗卡里没有钱，请充值，但却没有告诉我如何充值。

我有些茫然，在门诊厅踟蹰了一阵子，也没见号贩子来找我搭讪，我站在墙面上那硕大的宣传栏前，那里面介绍了湘雅医院的历史沿革、领导视察、机构设置、科研成果、专家名流，图文并茂的，我看到精神科那位李姓专家满脸慈爱的照片，他儒雅倜傥，如来一般地微笑地注视着我还有每个前来浏览的人。

折腾了这几圈，我肚子饿得咕咕响，随便吃了一点就坐公交回了后湖，一骨碌倒在床上。妻子问：“怎么样？”

我说：“不行，挂不到，看看明天吧。”

虽然有些扫兴，但不能说无功而返，至少挂号的流程弄清楚了，省得明天走弯路。

中午的时候，弟弟告诉我，他们已经出发，开车来的，除了妈妈、姐姐，还有一个司机。我估摸着从老家到长沙400公里多一点，走高速，五个小时吧。

我们一家三口从从容容地吃了中饭，然后休息了一会儿。

下午，我和妻子来到了湘雅医院，这次不是挂号，是就近找住宿的地方。湘雅医院附近大大小小的巷子里，除去几家卖水果的卖日用品的，几乎都是饭店和家庭旅馆。这情景会让你生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医院吃医院的感慨来，一家大医院催生了一条繁荣的产业链啊。

看了几家家庭旅馆，便宜倒是便宜，店主也热情，但过于简陋，有的甚至差不多就是工棚，于是在稍远一点的地方订了两个标间。

房子弄妥帖后，我和妻子开始在门诊厅门口等弟弟的车子。这期间，又接到妹妹的电话，说在昆明，一时赶不回来，问要不要让她在株洲联系一家医院，我妹夫的外甥郎在那里做医生，我说你安心在那边，这边暂时不要管，有什么事，我第一时间告诉你，放心。

弟弟他们到得比较晚，向黑才到医院附近，7点过了，弟弟说刚好赶上下班高峰，堵上了。母亲的精神状态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差，也没吵也没闹，就是脸上一如既往的木然，连个喜怒哀乐的表情都没有。

“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哎呀，发病就吓人啦。”姐姐说。

“妈妈，你晓得这里是哪里啦？”弟弟一个劲地和母亲说话，“长沙，晓得吧？长沙。”

“长沙。晓得。”母亲偶尔没精打采地说几个单词。

饭后，分头散去。司机执意回老家了。妻子回住处了。我们母子四人也安顿了下来。

没说几句话，弟弟就睡着了，且鼾声乍起，睡前，还有点多余地提醒我，你也早点睡吧，明天要早起。

我好像没睡着多久，房间里就窸窸窣窣响动起来了，弟弟起床了。

“也太早了吧，还是4点多一点。”我一看表，说。

“嗯，要早一点。”弟弟说。

走出旅店，我点上一支烟，空气十分清新，有点凉丝丝的味道，地面有几分湿，不知是下了雨还是洒了水。城市渐渐地醒来，空旷的街道笼罩在似有似无的薄雾中，街道两边有几个赶早的人，几家店主已经打开店门开始准备早上的生意，立在店门口的灶火上的大铁锅冒着腾腾的热气，路中央不时有几辆车来来往往。湘雅的门诊厅里已有了一些人，都是来排队的，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主席的话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不觉笑了。我和弟弟各排了一个窗口，我第一，弟弟第四，中间隔着些人。看那些排队的人，其实是挺有趣的：有坐着的，有站着的，有玩手机的，有看报纸的，有吃东西的，有抱着孩子打盹的妇女，更绝的，居然还有两个哥们在下象棋，旁边围着几个人。人虽然多，但很安静，即便是那对下棋的，也不见嚷嚷，全不像噪杂的候车室。

这样早起排队的经历我不多，记忆中有一次，和母亲有关。我小时候出鼻血，延续了好多年，没来由就血流不止，很让母亲伤脑经，她没少求医问药，我也吃过一些奇奇怪怪的偏方，有些名字现在记不起来了，单记得红枣煮板膏再加冰糖，我一边吃，母亲就站在一边看我吃，连连说；“我个崽！我个崽！”这味药，现在我想起来都发腻，想呕，现在每次去菜市场买一点猪板膏回家炸油，都会让我激灵片刻。奇奇怪怪的药虽然吃了不少，鼻血还是照样流。母亲说，男人的血，女人的汗，金贵着哩，决计带我去市里看看。那时（上世纪70年代初），去市里看病对我们家里来说，可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决策，这也是我第一次走出县城。我们前一天晚上就去了，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附近找了一家简陋的旅社，一间房子四张床，还有三个不认识的房客，女的。那时我9岁，有了男女意识，和母亲挤在一张床上，旁边还有别的女人，这让我一晚上不自在。我知道母亲是省钱，没多说什么。第二天一大早，天上还挂着无数的星星，母亲就领着我去门诊部挂号，母亲排在第一号。

过去的场景和眼前的场景惊人的一致，只是角色换了。我们大了，父母就老了；我们老了，父母就不在了。生命的轮回，有时会以一种时空倒置的方式呈现，让人错愕和感喟。

门诊厅内，人越来越多，也开始骚动起来，6点20了，还有10分钟就开窗了。

站在我后面的是一个女的，50来岁。她咬着生硬的普通话和我聊了起来，她告诉我，昨天她就来排过队了，因为不知道验血前不能吃东西，没给验上，今天又来排一次队，昨天是挂了个普通号今天想挂个专家号。她家在隆回，雪峰山附近的，很远，她说来长沙几天了，心里一直惦记的家里的那些农活，还有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外孙女，想回去了。她说：“哎呀，我们来看一次病要耽误很多工。”

窗开了，是一个赏心悦目的女孩子，她乜斜了我一眼，左手示意了一下，我连忙递给她诊疗卡，说挂精神科的专家号（这次是退而求其次，我知道那个姓李的专家是挂不到的，能挂个专家号不管是谁就烧高香了），她说；“专家号没有，普通号挂不挂？”我稍稍迟疑了一下，走了，嘀咕道：“这么早就没有了？”我又走到弟弟的队伍来，里面还是说，专家号没有了，要挂去精神科挂“特服”门诊。

“特服还好，就多几个小钱。”弟弟一脸的财大气粗。

“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弟弟这架势，让我觉得好玩得很。

我们在一个旋梯的二楼找到了“特服”门诊，是死胡同一样的一截走廊，里面的门紧闭着，走廊两边的门也是关着的，光线有点暗，也冷清，墙上挂着这两天我早已在网上在门诊大厅在精神科挂号厅熟悉了的医院精神科的专家们的半身照和他们的文字介绍。我让弟弟在此候着，我去把母亲接过来，我又给姐姐打电话，吩咐她不要给母亲吃任何东西，怕验血。我匆匆赶到旅店，等着母亲出门，姐姐正在帮着母亲起床洗漱。我的电话响了，弟弟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我搞错了，要挂号才能看得到，白等了。

我和姐姐搀扶着母亲来到湘雅医院的门诊大厅，有人给母亲让座，母亲坐着，我们站着，等着弟弟的凯旋，——我知道这种可能性不大，除非神助。等了一段时间，弟弟来了，两手一摆，说：“挂个鬼！哪里挂得到？东一下，西一下，脑壳也搞晕，挂不到！”他一边牢骚着，一边说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和我昨天经历的没有两样。

既然挂不到，当然要另谋他图。

我庆幸自己没有推掉同学郝意给我推介的那位专家，昨天听了弟弟在电话里说的话，我都有点要推掉的冲动，托词都想好了：我母亲暂时不愿意来，下次再去找您。

于是我们娘儿四个打的去另一家医院。

“这个李专家，是院长，院长这么忙，管这么多事，不一定蛮强。”姐姐说。

“未必我们县一中的老师个个比三中的强？哥哥以前就在三中啦。”弟弟说。

我暗自发笑，不知弟弟拿这个说事，是为我不平还是笑我无能。其实，他们说的真的都没错，但折腾了这么两天都没挂上一个专家号，心里多少有些泄气，有种酸葡萄的感觉。

我想起前天晚上我一家三口去看的焰火，它们明明璀璨在天空中，你看得到，但你无法接近，就像挂在墙上的专家，他们微笑地看着你，你却很难见到他们。

想着想着，的士就到了医院的门口了。

2015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