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机场有两路公交通往市区，一路是27路，一路是51路。

我随意爬上了先出站的27路公交，去市区看看新鲜。看一个城市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坐公交了，从起点到终点，随着公交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穿行在大街小巷，车入景中，景随车变，从城郊到城中再到城郊，一个城市的风景风貌风土风情，便大致领略了几分，这就恰到好处：城市就像女人，其魅力就在于你对她的了解介于熟与不熟之间；也像一本书，随意翻上那么几页，知道一个片段，两处场景，三个人物，才引得你会去品鉴去回味。

看透，其实是最乏味的事情。

坐公交逛乌鲁木齐，其实是这次旅行节外生枝的一个章节。按原定的故事情节，这个时候的我和杨兄本应与杨兄的伙伴在乌市的某一个宾馆里聊天喝茶，要不就是在某个具有浓郁的穆斯林风格的餐馆里一边喝着伊犁特曲和马奶茶，一边吃着西域特色的美食佳果。但杨兄的那个伙伴出远门了，故事的情节也就随之变了：杨兄呆在机场休息室，我去市区闲逛。

杨兄的那个伙伴半个月前告诉杨兄说去了和田，是去看一批玉石原料，那时我们在喀什。昨天杨兄在伊犁给他伙伴电话，伙伴还是说仍在和田，抱歉。

杨兄很有些失望，当然除了失望也许就是在我面前折了颜面：许多年前，杨兄就盛情的邀约我有机会和他一块儿来新疆转转。他六岁就来了这边，直到大学毕业前一直生活在伊犁的农场，其间的甘苦，难与君说，但让杨兄高兴的是，小时候的玩伴，有不少出息了，政界大佬，商界大亨，学界大腕，琳琅满目的。

“要不，你在乌鲁木齐呆一晚，明天我就赶过去？”昨天，杨兄的伙伴在电话里说。

“算了吧，你忙你的。”杨兄挂了电话。

杨兄对我说，虽说新疆幅员广阔，其实坐飞机也挺快的，这些年，新疆的交通网那个真是亚克西嘛，但让人家丢下手里的重要活计，再花上一千多两千块钱机票赶回来，就请你吃个饭聊个天，也不妥，——只是，怎么这么不巧？我也认为，这显然不符合故事情节发展的常理，除非出人意料。

于是我们就买了从伊宁（伊犁）直飞长沙的机票。虽说是直飞，其实要换乘两次；一次在乌市，一次在咸阳。

上午8点登机，一个来小时就到了乌市，但要到晚上7点才再转机飞咸阳。这近十个小时，干坐着太难受了。于是杨兄和我商量，商量的结果是，杨兄看行李，我去转一转。行李其实可以寄存的，杨兄不想转，一时因为熟悉，二恐怕也是因为不悦。

我当然理解杨兄的不悦。你想，一两年前，杨兄就为此行作了铺垫，算是未雨绸缪吧，杨兄告诉他的伙伴说今年夏天要来新疆，一来看看自家的叔叔，二来看看老朋友，一并来的还有两个同学；一个月前，杨兄又直接告诉他的伙伴这次行程的安排：先去南疆的喀什，然后折返到乌市呆个一两天，逛一下天池，见个面，再去北疆的伊犁，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能去一趟喀拉斯，说不定能看到传说中的湖怪；半个月前，刚从广州飞到喀什，在朋友来接机的车上，杨兄满面春风地给他的伙伴打电话，他的伙伴说在和田，说刚好有批玉石原料在谈。

这分明就是没有诚意嘛！我和杨兄都心知肚明，只是我不想做那个最先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男孩。当然啦，我也许是有些小人之心，人家那么大的老板，还会在乎这几个小钱？更何况是杨兄半个世纪的老交情哩，但转念一想，世上哪有逼人请客的道理？

27路公交不紧不慢地一个一个的公交站开过去，街道边绿油油的草皮间，多是高大笔直的白杨树，而树冠枝叶交叠，舒展盘曲的是榆树，远看，榆树的树冠会让人联想到维吾尔族女子系的头巾，阳光洒在上面，就恰如头巾上的五颜六色的饰珠，偶尔窗前会掠过一些教堂，色泽绚丽，在象征的可接天国的直直矗立着的铁柱一般的塔顶中间，镶满了五彩斑斓的琉璃砖瓦的饱满的蟠桃形屋宇那金黄的穹顶尤其醒目，在那攒动的戴帽子不戴帽子披头巾不披头巾的人头中，除了肃穆庄严，还有一种难以抵御的神秘，这让我有一种下车的冲动，但时值鄯善县暴恐事件不久，安保形势陡然升级，街面上常有荷枪实弹巡逻的武警，我打消了下车的念头。

终点站到了，很偏，与终点站相连的是一个尚未完工的楼盘，围墙上写着“盛情推介”“盛大开放”之类的广告词，马路对面是一个汽配和建材市场，我往回走了几站路，跨过马路找了一家小吃店。店主是一对夫妻，小店有点冷清，除了我，还有两位食客，男的在厨房里忙着，裹着深蓝色头巾的发髻在后脑勺高高突起的女主人在前台不停地端茶倒水，一个两三岁光景的小男孩跑出跑进，一个人乐得不可开交，外面就是拥挤的街道，人力车摩托车小车大车很多，男孩的妈妈也不管他，给我端来面条，又去挨个擦桌子，其实桌子挺干净的。小店隔壁是一家卖馕的铺子，馕一个一个地码着，一堵墙似的，两个扣着白帽子蓄着山羊胡子的汉子在拖着嗓子吆喝着，一边摇着扇子赶着闻香而来的飞蝇。

我回到火车站的休息室时，杨兄正和一个小伙子聊得热烈。小伙子说自己是湖南邵阳洞口的，来乌市好多年了。杨兄的夫人就是这里的，杨兄会有那么点老乡见老乡的感觉吧，难怪聊得热烈。

杨兄告诉我，我出门这段时间，他在不停地打电话。杨兄不会电脑，虽然买了两个带电脑的茶水位，但电脑之于杨兄，那简直就是立在桌子上的一块砖头，既碍眼又碍事。

不知怎的，话题又说到了杨兄那位去了和田谈生意的伙伴。

“这小子，太不够意思了！唉，当年他受难时我可是收留了他，这小子！”杨兄说。

杨兄是一个倾诉欲特别强的人，话匣子一打开就难得收住。他说的这些事我听了好多遍了：杨兄的这位朋友叫双喜，高考落榜就开始在社会上倒腾，开始在伊犁倒卖大枣核桃葡萄无花果等干货，生意大了，便移师乌鲁木齐，改行做建材生意。这些年，各地对口援疆，到处都在搞基建，生意好做。但双喜胃口大，有点蛇吞象的意思，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一时入不敷出，债主临门，他撑不住了，就跑到珠海来避祸。他在珠海有几套房产，都转寄到了杨兄门下。资金回笼不顺，便急着脱手，杨兄买来两块巨大的红布做了两面户外广告，那广告真大呀，几乎满墙！房子顺利脱手，钱款却没有用来还债，双喜脑袋灵光，不到几年，咸鱼翻身，又改行做玉石生意，赌了几把，发了。

“这小子，太不够意思了！当初卖了房子，拿了两千块钱给我，小气不？我哪会要？没要，在我那里躲了几个月，一分钱伙食费没拿，连红布的钱都是我出的！这小子！有一次，说起房子，还说自己当初贱卖了房子，你说混不混账……唉，是呀。”杨兄越说越气，连声音都有些发颤了。

还好，不管什么事杨兄说过了就好了，情绪就平静了，就像眼前的那杯茶，刚斟满水的时候热气腾腾，烫人，不一会就冷了；和杨兄相处这么多年，我算摸清了他的脾性，气头上，千万不能激将他，一激将，指不定就会让他说出些难听的话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微笑着面对他，不言不语。恶语伤人，其实直言也伤人。

说话间，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我们的一个同学打来的。“你小子去喀什了？为什么不喊我？你知道我在那里当过兵的，三年哩！你小子不够意思啦。”我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哼哼哈哈了一阵子。一般情况下，只要有同学在，和别的同学通话，都会依次递着手机，挨个儿说几句话，这次我没有把手机给杨兄，——杨兄刚刚告诉他我们来新疆了。

“大兵吧？”杨兄问。

“是呀，说要不要去他那里呆个几天。”我说。

“算了，家里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老母亲，算了。”杨兄说。

告别前，杨兄愉快地与洞口的那个小伙子并肩站着，让我拍了几张照。杨兄目视前方，面带微笑，器宇轩昂的样子，伙伴去和田给他所带来的不悦全跑了。

杨兄就是这样的性情中人，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

在伊犁的时候，他突然想去看另外一个小学的同学。这同学住在离市区一百多里之外的一个我忘了名字的农场，杨兄这主意来得有点突然，我借故累没一块去，其实也有不想打搅他们老同学的意思。你想，想见就要去见就能去见的人，肯定不是一般的交情。

吃过早餐，杨兄把我安顿好——让我先到西公园转转，然后到斯大林大街走走——我们住的友谊宾馆就在斯大林三号大街上。这里他熟，杨兄认为这两处是当地有特色的地方，一动一静，一个是文化圈，一个是商业地。他叫来一辆出租车，将我在西公园放下，自己去了。

我孤魂野鬼一般地闲逛着，阳光很明亮，在树叶间闪烁着，但没有灼热的感觉。公园平旷，抬眼都是成片的绿色，微风吹拂着成片的白杨树榆树柏树，连树影子都是绿的，一群中年男女正和着宋祖英的好日子自娱自乐地舞着扇子，长袖飘飘的，于是我觉得新疆其实也不远，不是那种天高地迥的地方。我先看了三区纪念馆，看了沙画，又去看动物，蟒蛇和老虎都在呼呼大睡，倒是那只关在一只小铁笼子的松鼠，绕着笼子的四壁窜来窜去的，它试图想找到出口，但是徒劳。

我知道打发时间很无聊，但一时也找不到有聊，就这样漫无目的地游荡，心里还隐隐担心自己被当成可疑人员被便衣给盯上。

晚上7点多了，天还亮得很，——这里的太阳落得晚，至少要到11点，在咱老家都是深夜了。我开始不安起来，杨兄怎么还没有来，已经超过10个小时了？想起这边朋友的敬告，晚上最好不要出门，因为一听口音，就知道我们是外地来的，我更加不安。我谨慎地在宾馆的周边游荡着，小吃店，干货店，玉石店，饰品店，一字排开，人们平静地做着生意，你随便走进一家店子，即便你不买任何东西，当你离开时，蓄着山羊胡子戴着八角帽的店主都会扬着嗓子冲你喊道：

“走好！下次光——临！”

我本来想找一家理发店坐坐，因为维族或回族男人那顶只盖着脑袋一角的帽子为什么不会掉下来这件事一直让我好奇，但我终于没有发现一家理发店，又不敢问，怕文化忌讳。

我给杨兄去了几次电话，都是关机，估计是没有电了。但愿吧，我心里说。

晚上11点多钟，杨兄终于来了。他很疲惫，把包一放鞋子一踢就横躺在床上了。他断断续续说着他一天的经历：他花了两个多小时打的到了农场，然后给同学电话，同学说在外地，让杨兄打电话给他老婆；杨兄打给他老婆，他老婆也说在外面，让杨兄等等，她很快就到——杨兄和他老婆不太熟悉，就只好等着；这一等不打紧，一等就等了七八个小时——本来杨兄几次想走，但一想到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了，一走就是前功尽弃了。

直到下午7点多才见到同学的妻子。同学的妻子对杨兄说了一万句对不起，杨兄也没容她解释，一个劲地说没事没事，但心里去鼓捣着打的也就一百几十块钱吧——看家什摆设，生活还应该蛮殷实的。杨兄一边和同学的老婆聊天，一边和同学通话。同学让老婆一定留老同学在家住下，他明天一早就赶回去。杨兄哪里肯？同学的老婆又留杨兄吃饭再走，杨兄还是不肯，捎给她几样礼物，然后落荒而逃。

折腾十多个小时，就见到一个半生不熟的女子，就像小时候走个几十里路去看露天电影结果只看到八路军胜利后的举枪欢呼的一幕就散场了，其间不快不言自明。

杨兄一翻身就去了洗漱间，不一会儿就出来了，他光着微胖的身子，全身精湿精湿的，顺势往床上一倒就打起滚来，随便抓到什么就都成了擦拭的工具，床单被子枕头都湿了皱了，但杨兄的身子却还是水淋淋的，头发乱得像戴着一堆用来伪装的杂草。

“他妈的，什么鸟地方，连毛巾都没有！”杨兄没好气地说。

这情景，让我实在忍不住，便索性大声笑了起来；我想起一个词来，叫“驴打滚”，不过这次我是忍住了，没说出来。杨兄也笑，说：

“他妈的，住了这么多宾馆，从来没见过不提供毛巾的，真是！”

笑过之后，我去查看究竟。哪里是没有毛巾？毛巾就整整齐齐地叠放在靠门这边的盥洗台上面的支架上！我连忙把一块毛巾拿给杨兄，并把敌情说说停停地一五一十地向他描述。我实在做不到流畅，因为我们都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杨兄边笑边说：

“老啦老啦，糊涂啦！”

其实杨兄哪里老？他永远都是赤子之心呀！

第二天上午，杨兄这个昨天未谋面的同学和他的妻子行色匆匆地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里。他乡遇故知，杨兄一扫昨晚的疲惫和阴郁，天南地北地聊着，眉飞色舞，都有点忽略了我的存在，我只是傻傻地看着他们发笑，看着他们感动。

这个同学还提来一大摞特产，我们东西本来已经很多了，杨兄那硕大的拉杆箱都扎不进不去了。这之前，我把一些东西快递走了，我让杨兄也快递，他说麻烦，我不怕麻烦，结果杨兄这时又遇到了新麻烦，他一个劲地说不要不要，那同学打死不肯。

告别洞口的那个小伙子，我们登机了。

透过机窗，在云端之上见证了广袤的天宇之间瑰丽壮阔无以伦比的夕阳之美后，飞机降落到了咸阳机场。在休息厅里，杨兄一直在发着短信。他蹙着眉眯着眼，右手远远地拿着手机拨弄着，样子很是专注，全然不在意来回走动的喧哗的人群。

40几分钟后，又登机，机窗外是铅灰色的云，云像雾一般直逼而来，突然间又会蓦然见到某个被黑夜环抱的灯火璀璨光影流动的地方，知道飞机正在某个城市的上空。

机舱里很安静，只有沉闷的机器发出的不间断的嗡嗡声。在这嗡嗡声中，杨兄靠着椅子，嘴巴微张着，轻轻地打着鼾。

杨兄6岁的时候来了伊犁，是过继给他的叔叔。他叔叔原来是湖南资兴的一小学校长，读了一些古书，书生意气，指点江山，反右的时候当了右派，组织上让他卷铺盖回乡务农，那时他叔叔二十出头，年轻气盛，自觉屈辱，一咬牙，跑了。一去多年，家里不知其是生是死，为此杨兄的奶奶都气得疯疯癫癫，蹒跚着小脚满世界要找儿子，儿子自然找不到，却让儿女们满世界找她。杨兄奶奶要咽气的时候，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个儿子，千叮万嘱，一定要找到这个儿子。

杨兄奶奶去世的两年后，杨兄家里来了一个神秘的客人，给他们家带来一封信，——信居然就是杨兄这个逃跑新疆的叔叔捎来的！信上说，他现在在新疆的伊犁，在一个农场干活，累是累点，饭吃不完，在叙述一段长长的扒火车、宿街头、遭收容、遇老乡的传奇经历之后，还小心翼翼地提出一个想法，看能不能让一个侄儿跟他到新疆来，他没有结婚，也不想结婚了。在经过几个不眠之夜之后，杨兄的父母还是同意了杨兄叔叔的想法。杨兄当时的家境也非常不好，杨兄的父亲做过国民党的文化教员，一直顶着一顶高高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母亲是一个瘦弱的女人，一家六口在农村屈辱地讨着生活。

杨兄当时六岁，底下有个三岁弟弟，还有两个妹妹。照父母的想法，是想把三岁的弟弟过继过去，年纪小，不记事，容易带亲些，但杨兄的母亲舍不得，虽然都是身上掉下来的肉，都割舍不下，但小的毕竟还是三岁呀，此一去，前途未卜，吉凶难料。看到母亲那无助的样子，杨兄主动提出让自己去，将来长大了一定会好好地报答父母之恩的，杨兄说，当时他更多是考虑自己的读书问题，历史反革命的儿子，在当时可能是连学校的门槛都不让进的。关于这一点，我有点不太相信，因为一个六岁的孩子的行为和语言都过于成人化了。但回过头来想，哪怕是现在，就像不少媒体宣传的孝心少年那样，小小的年纪就已经担起了一些成人都未必能担起来的责任，我还是信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绝不是在文学作品里才有的，穷极思变，是连动物都具备的，何况是人。

不久，杨兄的叔叔来了，是悄悄地来的。对眼前的这个汉子，杨兄没有什么印象，黑黝黝的，很结实，穿着件蓝色的中山装。他扛了两袋子鼓鼓囊囊的东西来，就是在这个时候，杨兄第一次吃到了一种叫红枣的东西，那东西好吃，让杨兄觉得嘴里好几天都是甜的。叔叔只呆了三天，第四天的早晨，其实不是早晨，天刚刚透着亮，就见父母和叔叔说着话，母亲开始哭，是那种嘤嘤的哭，杨兄知道告别的时候到了，杨兄依顺地让母亲穿好衣服，洗好脸，穿好鞋子。一家人就着煤油灯，默默地吃着早点，大家都没说话。杨兄说，早点是他母亲擀做的面片，面片上盖着两个外焦内嫩的荷包蛋，他母亲只坐在他身边，瞅着他，问：

“饱了没？”

杨兄点点头，可是一口面片却从嘴里喷出来，于是母子俩抱头痛苦。

“嫂子，你实在难舍，侄儿就不让去了……你放心，有我一口饭吃，就饿不了侄儿他……”杨兄的叔叔走过来蹲在杨兄他们身边说。

“没事，走吧，你们……”跟在后面的杨兄的父亲说。

杨兄擦干眼泪，却看到两个妹妹不知什么时候也起来了，站在房门口，揉着惺忪的眼睛，张皇地看着眼前的情景。

杨兄记得，他父亲把他和他叔叔送到村口的时候，月亮还挂在天边，是一轮饱满的金黄色的月亮。作别后，杨兄和他叔叔踩着自己的影子离开了那个叫资兴廖江的地方。

“到那边听话！”远远的，杨兄还听到他父亲有些嘶哑的声音在风中回荡。

凌晨1点多才到长沙的黄花机场。

等行李的时候，杨兄的手机不断的响起，他一个劲地说，好的好的，到了到了。

但眼前的行李传送带却迟迟没有动静，虽然它旁边站满了要急着出站的旅人。广播里传来了女播音员的娇滴滴的声音，原来是哪个地方出了点小毛病，末了女播音员说“各位旅客，为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非常抱歉，敬请您的谅解”，或许，是这充满了柔情蜜意的声音感染了大家，没有一个人生气，大伙儿只是静静地等着。

杨兄的手机又响了好几次，传送带这才转动起来。

走出候机厅，远远地就看见武岩，杨兄大步流星地走过去，左手拉着拉杆箱，右手在半空中伸展着，好一会儿才和武岩的手握在一起。武岩是我们的大学同学，特意从离长沙三十里开外的工作单位赶来接机，我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原说12点到，我看了看表，时针已经指着两点了。

“哎呀，终于来了！好久不见！”武岩说。

“久等了，不好意思，飞机晚点两个多小时。”杨兄抢着把我要表达的意思说了。

正说着，一位很精神的小伙子迎面走来，隔着好几步就喊着“杨叔叔！杨叔叔”。

武岩打着手势，正要引我们去坐出租车，杨兄一挥手，说：

“不用了，他来接我们！好久没见面了，说说话！老同学，想你啦！是呀！”

武岩脸上有些尴尬，连忙接过杨兄的拉杆箱，我们一同随着小伙子走出售票大厅。一见老同学还有这个我不知底细的小伙子，杨兄又顿时容光焕发，侃侃而谈起来。

在车上，杨兄简直忙不过来，一会儿同武岩说话，一会儿同小伙子说话，我才知道，小伙子是杨兄的一个老同事的孩子，是杨兄儿子小时候的玩伴，关系挺好。

“杨叔叔，住芙蓉宾馆吧，我开了两间房。”小伙子说。

“去民航大酒店吧，我已经定了房子。”武岩说。

“那——还是去民航大酒店吧，我们老同学好久没见面了，今晚好好聊聊。”杨兄对小伙子说。

杨兄和小伙子聊过了工作情况婚姻情况父母情况之后，又和武岩聊起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反恐形势房价形势，聊着聊着，就到了五一路的民航大酒店。武岩说，这里离火车站近，好坐车。殊不知，高铁是要到南站去坐的。

小伙子从后备箱里取出行李，一时有些手脚无措：“杨叔叔，您看……要不明天一早一块儿吃个早茶？”

“算了，家里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老母亲。去吧，很晚了。那就谢谢了！代问你爸爸妈妈好！有机会去珠海呀！”杨兄说。

来到前台，服务员让交500元押金，武岩要交，杨兄抢先了。

来到房间，聊了一会儿，武岩却要走，说明天要上班，还说现在单位刚换了领导，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抓办公作风建设，上班要打卡，很麻烦，自己年纪大了，可不能晚节不保啊，于是一起回忆大学的趣事，探问老同学的消息，感叹了一番时光流逝，不知老之将至。

房间是双标，我年龄最小，学孔融让梨，主动打地铺，聊着聊着，我就睡着了。

很早，武岩就要走，说本来要请我们吃个饭的，不好意思。

我撩开窗户一看，街灯通明，天还没大亮，但城市渐渐地骚动起来了。

送走武岩，再睡，快10点才起来洗漱，然后去赶自助餐，餐厅只有零星的几样早点，还有零星的几个食客。

退房前，我和杨兄的话题集中在武岩是否交了房费。就我的经验，从杨兄交的500元押金看没交，因为旅舍一般都收双倍的押金，但从人之常情看，应该交了，我从来没见过给客人开房却要让客人掏钱的事，除非是帮人家定房间。

带着疑问，我和杨兄来到服务台，一问，果然没交。

我和杨兄相视一笑，因为我们谁都没有猜对。

2014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