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按语： 我校于10月18日举行10年校庆文艺晚会，《南风窗》杂志主编秦朔先生作为特邀嘉宾来到晚会现场。我们特约校团委书记陈莲老师作为临时记者去采访。只知道陈莲与秦朔聊了两个小时，可采访稿却千呼万唤未出来。知道她忙，也明白她的在乎和酝酿。12月6日，收到陈莲的邮件，上书“此刻终于如释重负，一幅心灵的重担终于可以卸下来了”云云——哦，她写完了。作为新闻，显然不够“时效”，但我们所欣喜的在于其中所流淌着的情愫、思想、关注和交汇……那些注定要跨越时间的光芒。 接触《南风窗》大概是在新疆的９３年，喜欢上《南风窗》是在浙江的９７年，中间因个人认知原因曾短暂偏离过财经类的杂志，重逢《南风窗》又是在广州的２００２年了，很少有一本杂志会缠缠绕绕在我身边达十年之久，一定要去追寻个原因的话，那就是总感觉这里面有一种让人灵魂震颤的东西，有一种勾人慑魄的“魂”时刻在你身边督促着你睁大双眼去看这个世界，去认识这个世界的立体面，它总会时不时提醒着你昨天被收容致死的孙志刚今天被砍的打工妹就是你的兄弟姐妹，还有那一批批涌向城里的“农民工”，那一群群因拆迁得不到合理补偿而无路可走的贫困拆迁户就是你的父老乡亲，让你无法漠视、无法忘却、更无法麻木，时时刻刻提醒着你做人的最起码的道义与良知。于是不由得钦佩起并渴望了解这个杂志背后的主角，何以有这份胆魄敢把矛头升向各个光明或黑暗的角落。 偶然得知校庆晚会《南风窗》的主编秦朔先生要亲临现场时，感觉异常振奋，很快把握住了见面交谈的机会，于是在校庆晚会舞台前、在欢歌笑语声中，开始了两个多小时的交谈，心底一直很抱歉，竟然没让人欣赏成这台精彩的晚会。 刚开始比我想象中的拘谨、腼腆，可能是我过于唐突与冒昧，也可能是环境的嘈杂不适宜人深度思维，但很快在陌生感的冲击中找到了交谈的契合点。 陈：“我哭泣是对别人的无助，我呐喊是对生活充满渴望，我感激是因为还有《南风窗》——听说过这句别人对《南风窗》的这句深情表白吧。我一直很喜欢读《南风窗》，它会让你不慎麻木的心震撼，会让你迟钝的灵魂疼痛，同时它会让你展开愤怒的翅膀飞翔，寻找良知与正义的栖息地究竟在何方，让你不能不睁开双眼去关注身边的世界，关注每一个光明或黑暗的所在，让你不由得陷入沉思的隧道里渴望去挖掘它深沉的本质。 （一开始我过于正式的表述与舞台的喧闹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不和谐，但往往是不和谐的东西才越能引起人的注意力，于是争取到了交流的机会，舞台上的精彩无意中成了交谈的背景，只是这个背景过于嘈杂了一点） 秦：听到这些话我内心很感动，其实我们做得不好，我们做的只是我们应该做的，可能是这样做的人偏少了一点就显得我们比较突出了吧，我们的差距还非常的大，面对读者的期待，我们能够做的还很少很少，但我愿意把这样的东西作为对自己工作的激励，同时我也相信会有更多的媒体会这样做。 陈：看过你写的很多文章，感觉你的作品里特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其中有一篇是写克拉玛依的那场大火的，好像叫《克拉玛依，三座人字碑》，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发生火灾时我正好还在新疆，当时这个事件在新疆影响蛮大，但当时的媒体的报道都保持的比较低调。而你主编的《南风窗》更是对弱势群体关注非常的大，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去关注弱势群体，关注生活在最低层的农民群体。 秦：怎么说呢，我更愿意把它解释成是一种做人的本能，关注弱势的群体，我觉得不是说我们似乎对某一个阶层特别的偏爱，首先关注弱势群体是关注社会本身，也是关注我们自身每一个人，因为这是社会组成的一个部分。相比而言，弱势的群体，有更少的机会得到传媒的一种关心，所以过去有一种印象，南风窗对这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多。最近我们关心过三农问题，我们关心过在我们国家很多矿山里面有一些要废弃了，那里养活过很多人，我们会关心他们的工作问题，关心那些因国家搞经济建设拆迁而得不到妥善安置的贫困拆迁户，等等等等，我们会保持这方面的关注。 如果有更多的人或媒体来关注，我想弱势群体就会逐渐拥有一份比较公平公正的环境。 陈：作为政经类的杂志，你们的报道是非常有深度和大胆的，充满着冒险，有时候你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相关的观念会跟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你如何平衡这种关系，或者说的直接点，你们有没有来自上层的压力？你们对新闻的报道的底线是如何把握的？ 秦：我并不认为做一份政经杂志是充满着冒险，更多是充满着机会，更多的是挑战。我感觉这本杂志承载了很多的呼声，隐隐约约我们就要顺着这个呼声往前走。这个东西已不是哪个人或哪个部门能控制得住的，但具体的涉及到一些部门和单位利益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冲突，有时会有一些来自上层的压力，但是我们都会从总的大局角度出发，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争取，保持杂志报道的一贯性，而不会因为某些压力就辜负读者的期待，实在无法协商时我们会换取另一个角度去作深层分析。 　 陈：我很喜欢你在《南风窗》的一个栏目《窗下人语》，最近刚刚看过你的《分的力量与合的力量》，是从“孙志刚事件”谈起的，这个栏目好像不仅仅停留在报道上面，它似乎能让你了解新闻背后的社会原因，让你想得更深入一些？　 　　秦：没错，我们最初开《窗下人语》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不仅有新闻的线索，而且有评论，这些评论有的比较泼辣，甚至很尖锐，这样使得大家有一个更高的满足，不仅是事实层面，还有价值上的判断，因为大家今天对很多新闻不再满足事实层面，希望进入更高的层面，希望看到新闻背后的背景。而我国的新闻报道对很多事情报道不透、不深，好像总受到一定的约束，满足不了读者的期待，所以只能通过评论引发大家的思考。 陈：呵呵，那不是有点像当初鲁迅选择写杂文一样。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想和你交流一些有关读书方面的问题，你是否自幼就爱读书？学新闻专业是从小就有的愿望吗？ （慢慢随便了许多，于是开始转入比较生活化的话题） 秦：我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在河南大学的校园里长大。父母都爱看书，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很早就从读书中发现了乐趣。父母经常把《新华文摘》《收获》《十月》这类文学读物带回家，我在这种氛围中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人文的气质，所以毅然选择了文科，不过选择新闻倒有一定的偶然性。最初我是想选中文的，后来是受到一位前辈的影响，很偶然的机会，我聆听了他的一次新闻时事讲座，于是就萌发了学新闻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榜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陈：看过你的随笔《成长不可无书》，感触颇深，你认为我们中小学语文教师应该教给学生什么呢？ 秦：给学生营造一份读书的氛围非常重要，要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现在的小孩都比较浮躁，不容易静下来走进书中的世界，他们面临的诱惑太多，不像我们那个时代。就像我的女儿就不太喜欢看书。 陈：哦，你强迫她读书吗？你小时喜欢写作文吗？ 秦：她还太小，强迫只能增加她对这样东西的厌恶感，自然是最好的，我对女儿比较宽松。小时后我写一篇作文只要写不好，我的父亲会让我重写很多遍，直到写到他满意为止，我记得有一次一篇作文我整整写了一天，写了四遍。 陈：呵呵，这个方法在你身上有了巨大的效果啊，为什么你不继续用在你女儿身上呢？ 秦：这个不一样，所受到的诱惑相差太大。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明确我将来要做什么，大概是三年级吧，我就对前面的路就已经有了一种预感，所以对父亲的严格也就能接受了。因此我认为让学生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及将来想做什么这个很关键，那样他做事情会变得自觉起来，会让老师省很多心。 陈：记得在９３年广东文艺界有一个“广东有没有文化”的大讨论，有人说广东没有文化，有人说广东有殖民文化，当时只有２５岁的你大胆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广东不是没有文化，也不是殖民文化，而是伴随市场经济出现的新文化，市场经济是中国最大的文化 。转眼１０年过去了，我想知道你现在如何看待广东的文化，它对我们的教育产生了哪些影响？ 秦：“实用”仍是文化的内涵之一，我觉得当年并没有说错。影响肯定是有的，这个东西要一分为二来看，有它积极的一方面也有它消极的一方面，你有没有发现广东的学生接受新信息很快，但同时不太愿意接受比较抽象化、理想化的品质教育，这就给我们的德育教育带来了新的课题与思索。 陈：你曾经被《中国青年》杂志评选为“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位青年人物”(2001)，被湖南卫视评选为“2002年中国十大新锐人物”之“最具责任感的青年新锐”。你怎么看待这些荣誉和评价？有不少人羡慕你啊，你为此满足过吗？ 秦：很少会去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不是我所追求的，我对个人价值的认定不在这些方面，它只是我工作所得的一些副产品而已。 陈：你觉得作为一个年青人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 秦：我是一个希望能独立表达的人，我觉得一个年青人要经常自省，就是说当你自省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前很多东西没有价值。如果一个人到了30岁还不能独立思考问题，不能有真心向往的生活方式，不能有理性和自由的思考方式，对一个文化人来讲很可悲的。“三十而立”，“立”的是什么？有人说是基本的事业，还有人讲是家庭，是让小孩“立”起来。我觉得“立”的概念是独立，其核心是一种精神与思想的自由。就是要为自己的真实愿望生活，要有自己的独立想法。有了这个意识，然后去努力，就能够尽量生活得自由一点儿，而不是为某些外在的荣誉或评价。 陈：我非常喜欢你这句话：“三十而立”的这个“立”，“立”的是一种精神与思想的自由，而并非是最基本的事业或者有一个小孩。我很认同，一个人长大并不是说他成家了有小孩了有事业了就意味着长大了，真正的长大、真正的成熟、真正的独立应该是一种心智的成熟，精神与思想的自由，有了为自己真实愿望生活的想法。1990年你去了广州《南风窗》，这些年来成绩有目共睹。你觉得毕业以后取得的种种成绩，得益于哪些方面？ 秦：首先我想说的是“成长不可无书”，我的成长与我一直注意知识的积累有关。刚毕业时，我一个外地人来到广州，语言不通，没有自己的房子，就住在办公室；没有什么熟人和朋友。广州是个夜生活很丰富的城市，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城市，但好像和我没有太多关系。那两年，可以说，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在中山图书馆度过。这些知识积累当时不觉得什么，它的作用却在工作中逐步显现出来。几年前台湾知识分子倡导“新读书主义”：“自己再累也要读书，工作再忙也要谈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处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倡导；还有就是心态的调整。我是一个有“归零心态”的人。我说过我从不认为自己很聪明，我常常自省，把心态归零，让自己不断重新出发。我一直把波普尔的那句话作为座右铭：“我所追求的所有知识，只是为了更加充分地证明自己的无知是无限的。” 陈：你去美国读过书，问一个很多人面对从美国学习归来的人都会问到的问题，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你的回答会和别人不一样，你的思维总是要比别人看得更本质一点，那就是你觉得两国的学生有何差异？ 秦：用一件很小的事情来说吧。每个学校都有海报栏，我们的学校，你贴一张海报上去，可能几分钟就会被覆盖。在美国不会这样，就是学校部门也不会用“学校部门”的名义覆盖掉个别学生的“私有空间”，他们谁也不会随随便便去占据“公共空间”。他们不是想着怎么脱离规则求方便，而是想怎么在规则之内求创造。同一件事中国学生有很多想法，而美国学生只有一种想法，但我们的很多想法都是在规则之外的，总想绕过它另起炉灶，是规则外的“发散思维”。美国人是只有一种想法，却往往是聚焦规则内形成的“创造思维”。还有，我想特别强调责任感。责任感不是面具，是我们的心灵。人生的责任感源自某种天性，还有受到的关于是非的教育。它经过某种环境被激发出来。被激发出来以后，我感觉它非常宝贵。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学生能意识到责任感的可贵。 陈：听说在你写《大变局——中国民间企业的崛起与变革》，你接触了大量的成功人士，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你认为个人最大的收益是什么？ 秦：我收益最大的想法是要“像经营一个企业那样经营自我”。跟企业有不良资产一样，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也是不良资产。如果不及时处理，它将使你的整个生命资产受到损害。像办事拖拉、懒惰、不善于沟通等等，这些都是坏习惯，也存在于很多人的身上，不少人一辈子也改变不了一两个坏习惯，结果影响了一生的生活质量。我所接触的成功人士，不但能够去掉不良资产，还善于汲取别人的优质资产来注入自我，充实自己。 陈：今天从你身上让我受益匪浅，说真的，我都很想请你来给我的学生做一下演讲，怎样？ 秦：没问题，随时都可以，不过最好是高年级的学生。 陈：非常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与你交谈，最后我想问一下如果让你给现在的年轻人来一句寄语的话，你会说什么呢？ 秦：一个人无论遇到多少困难、挑战和委屈，请坚信一条原则——不要在黑暗中怀疑你在光明里见到的东西：自由精神、诚信、创造力、尊重人的价值、科学的管理、坚韧不拔的意志、热爱和责任、不断地学习——所有这些元素，是你成长的根本，是通往光明的扶梯。 ［附］秦朔简介 秦朔，1968年12月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9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此后一直在南风窗杂志社工作。97年起担任《南风窗》总编辑，领导《南风窗》实现了向一份“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的转型，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政经杂志。获得美国加州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并在中山大学攻读管理学在职博士。在工作之余，勤奋钻研，笔耕不辍，出版过《大脑风暴》、《传播成功学》、《感动中国》、《美国秀》、《大变局—中国民间企业的崛起与变革》等7本著作。曾经被《中国青年》杂志评选为“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位青年人物”(2001)，被湖南卫视评选为“2002年中国十大新锐人物”之“最具责任感的青年新锐”。当然，秦朔与外校的渊源还在于——他是外校小学部一个孩子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