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一年一度的读书节又开始了。

听一个资料说，我们周边有些国家，平均每人每年读四十多本书，我们国家平均每年四个人读一本书。我不知道这组数据是怎么统计出来的，也不知道一本五千字的《道德经》和一本500页的卡通书是不是都算一本书，更不知道这组数据是不是有妄自菲薄的嫌疑，至少我没有达到这个平均数。一半有不有？我还不自信。

读书需要时间，更需要心境，像这几天的天气，整天微雨蒙蒙，云遮雾罩的，思绪都潮湿了，氤氲开去了，哪怕偶尔拿起一本书，一行行文字流水一般从眼前掠过，却没有留下痕迹来。

于是，与其拿着一本书发呆，不如将书随便往哪儿一扔，闭目养神。

一闭目，我眼前却浮现出一些往事来，和读书有关的，和母亲有关的。

父母工作的时候，从来就是聚少离多；退休之后，终于生活在一起了，整天。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二老就常常拌嘴，哪怕是打个纸牌，都会争。争归争，日子照样过着，谁也离不开谁。夫妻没有隔夜仇，说的也许就是这种情况。

一拌嘴，母亲每每就会拿“读书”说事，说：

“你就会在我面前摆格，欺负我没过读书，你个剥削阶级！”

“好男不跟女斗，我懒得和你争，没读书哩，有什么办法？”父亲转身走了。

说我父亲是“剥削阶级”，事出有因，父亲成分高，富农，富农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是属于团结和限制的一列，这个命运的标签甚至殃及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那时，每次开学填成分一栏是让我最揪心的，总是要等到没有人的时候才像小偷似的在“成分”一栏写上“富农”两个字，总是尽量把这两个讨厌的字写得又轻又小，不像那些“贫农”同学，写得又粗又大，连字格子都装不下。我妈妈出身“雇农”，却不能填，成分是随父亲的，宿命。

父亲长母亲8岁，在民国湖南省立三中读过高中，尽管在求学的过程中，经历过很多周折：大冬天，穿着半截裤子走十多里山路去别乡求学；读高中时，还要肩扛一根杉树扁担，一头挂着几只鸭，一头捆着一袋米，走上一整天才能赶到县城的学校——鸭米是用来换取学费的。平心而论，比起母亲来，父亲还是幸运多了，毕竟还是读出来了，在那时工农干部成堆的机关，“高中生”可是凤毛麟角，尽管“富农”这块标签给父亲带来了许多苦涩。

母亲1937年8月出生在衡阳西渡的一个叫上桥的小山村。

适逢抗战爆发，抗战之初，中国军队虽浴血奋战，却难敌日寇的铁蹄剑锋，大片河山相继沦丧。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湖南经历了最著名的三大保卫战，长沙保卫战、衡阳保卫战、常德保卫战。母亲对衡阳战事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外婆挑着箩筐随着绵延不绝的村民飞也似的逃难的情景：躲日本。

听母亲说，她5岁时，由我外婆领着去拜了孔夫子，然后和一位老先生念过几天《三字经》。这是我母亲的全部读书生涯，——这还得益于湖南民间的一种信仰：没有拜过孔夫子，没有念过《三字经》，来世会变猪变狗。

母亲4岁的时候，我亲外公死了，在战乱的颠沛流离中，我外婆带着母亲改嫁了，外公是在湘江河里跑船的，那时母亲7岁。在母亲的叙述中，外公对她不好，因为我外婆一过门，我母亲就被外公给别人（我外公的姐姐，按理应叫姑姑）做了童养媳。母亲名义上的老公12岁光景，经常无端打她，有一次还将母亲推到了河里，差点淹死。在母亲看来，如果我亲外公在，她就不会吃这么大的苦，还会有书读，因为我亲外公是识文断字的，那时在衡阳开的一家印刷厂当工人，家里藏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什么的。工厂主是村里的一个大户人家，和我亲外公也许还有点远亲。

母亲说起这个说了一万遍的故事，有时会得到父亲不冷不热的一句话：

“你就是穷得好！不然你有干部当？那个时候，工农干部当家，哪像现在？”

于是一场争吵就难避免。我们知道，父亲心里有怨气，自己一个高中生，因为成分高，虽然作风正派，能力过人，工作勤勉，但直到退休，尽管混了个正科级，却没有堂堂正正地做过单位的一把手——哪怕是单位没有一把手，父亲主持工作，他的头衔上也要带个“副”字——心里憋屈。父亲是个心高气傲的人，母亲一语中的：

“你就是骄傲！你比哪个还强，比县委书记还强！”

“县委书记当不下呀？走了这么多单位，哪个比我强呀！”父亲不服。

虽然吵架，但母亲人前人后都为父亲自豪——

“我老倌子不错呢，是个老高中生哩！”

“我那个老倌子，家务事一点不晓得做，但文章写得好哩。”

回过头来看，父亲说母亲“穷得好”也不是没有道理——

1953年，县里有干部来“耒阳水上运输公司”开会，闲聊时，说公司还缺一个团委干事，要个女的。有人推荐了母亲，那时她16岁，在我外公船上帮工好几年了。干部让人找来看看，一看，样子还机灵，便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要母亲写“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几个字让他瞧瞧。母亲不会写“党”，那时是写繁体字，她只写了上半截，下面的四点水不会写。干部笑过一阵之后了，当场拍板到让母亲来当这个团干。这是母亲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从此走上工作岗位。

“哎呀，那个干部好！好负责！”几十年之后，说起那个干部，母亲总是赞不绝口。

那干部每天要母亲写两百字，上午布置，下午检查。

“写什么呢？”母亲问。

“就抄‘团的基础知识’吧。”干部丢给母亲一本说，说。

如果出差，干部就吩咐别人督促。后来那干部调走了，母亲也换了不少单位，学字却一直没有落下。当干部了，自尊心强了，看公文，遇到不认得的字就写在手掌上，不会读音，就问别人，问了之后，就在旁边写一个同音字（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音字），随时随地地记。

有一次我还作为法官判了我父母之间的一场“笔墨官司”：关于“简陋”的“陋”的读音。我说出字音后，父亲乐了：

“你看啦，是不是读‘漏’啦？‘简丙简丙’，还‘煎饼’哦！”

说得我们大笑不已，母亲更是笑出了泪来：“哦荷，那个老刘讲是读‘丙’啦！”

“煎饼”是有典故的——

我读初中的时候，母亲学做“煎饼”。她不知道先将搅拌好的米糊放进一个平底勺里匀好之后，要在烧沸的油锅里煎得半熟才让它浸在油里面，而是直接把平底勺往油里一放，于是米糊整个儿在锅里便爆成了一朵花。

这个典故让父亲笑了好几十年。好的，别说这个典故了，单说这个词。

“简陋”，算个生僻词，对母亲来说，能知道就真的不简单了。

我做父亲后，母亲曾帮着我带孩子。那时我在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教书，案头有一本中专生用的小册子《三千常用字》，母亲饶有兴趣地读里面的字给我听，让我正音，我惊讶地发现，母亲知道其间大部分字的读音，词意也知道不少。

如果不知道实情，我都不敢相信母亲只是一个读过几天《三字经》的人。

有时，来了兴致，母亲还会让我告诉她某个字为什么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我心情好的时候，也会给母亲说说最简单的“六书”：

“人靠在木头上搞什么？”

“歇息咯。”

“你看，这就是‘休’字。”

“哦呵，真的啦，哪这样有意思？”

别人家的孩子有钱或做官，母亲不羡慕；要是哪个家的孩子读了一个什么好学校，母亲就羡慕得不得了，甚至还夹杂着些许眼红的成分。有时母亲也会对人说“我四个孩子不错呢，有研究生大学生中专生”，让我都觉得难堪。我专科毕业后，脱产进修弄了个本科，后来又混了个在职硕士，其他三个也只是通过自学或函授获得文凭的杂牌军，名副其实的“武大毕业生”：函大、夜大、职大、电大、自考。

母亲对读书人确实有些偏心。20多年前，我开始抽烟，那时弟弟也二十好几了，也学着抽烟了。母亲让弟弟不要抽，抽烟不好，花钱不说，还伤身体，一堆的苦口婆心。

“哥哥也吃烟啦！”弟弟不耐烦，顶了一句。

“你哥哥是知识分子，要动脑筋啦，你又不是知识分子，不要动脑经。”妈妈说。

一句话，憋得我弟弟无言以对。——年前，我把它当成逸事说给几位茶友听，听得他们个个前仰后合。其实，如果当初我母亲反对我抽烟，现在也许就不会因为这个不良嗜好而招人嫌恶了，对吧？

退休后，母亲迷上了保健，常常被来推销保健品的人弄得晕晕乎乎的。这些人除了给老人家发些香皂杯子这些小恩小惠外，总会召集老人家们去听讲座，然后发好些花花绿绿的宣传册，推介各式产品，药物的，器械的，说明书里面甚至还有整版的英文，拉虎皮，作大旗。父亲学过几天英语，知道几个句子，也就“longlongago”、“goodluck”之类，平时也常在母亲面前经意或不经意地“摆格”几下。

母亲萌发学英语的念头，是不是和这些有关，我不知道，但母亲确实开始“学英语”了。

一次回家，母亲让我写好26个字母，还要用汉字注好音，一遍一遍地教她读。再次回家，母亲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她会26个字母了，一边默写，一边读给我听；从父亲那里依样画葫芦学来的几个单词诸如“book”、“desk”等也一并念给我听。发音是有点滑稽，但那认真劲儿，丝毫不逊色于一个专心致志的小学生。我暗自笑了。我想，如果母亲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一定能成为一位颇有建树的学者的。

这些年，让母亲最为开心的莫过于我大外甥女了。她在四川大学本硕连读后，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博士，还在这里收获了爱情，丈夫博士后毕业留在中科院工作。四年前，父亲80大寿的时候，外甥女从北京寄来了一些钱和一封信。

信封上那明晃晃红灿灿的“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几个字，成了单位的一桩不大不小的新闻，一个小县城，能到北京工作的还真的不多见哩。一起跳广场舞的老人们见到母亲就夸赞，让我妈妈喜不自禁。

母亲说，我们家三代人，一代比一代强，以后呀，还要出一个“博士后后”。

我们说没有“博士后后”。母亲说，管他，反正比“博士后”还要强！

母亲的读书梦在晚辈们身上圆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让她高兴的呢？

2014-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