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董朝京，2004级学生。曾获得广外外校文学之星，现就读于香港岭南大学。

这是我三年在香港读书以来，主动起得最早的一天。

早上六点，窗外是灰色的，隐约透着一点紫色的暗光。等人们真正清醒过来，街上渐渐忙碌起来，那一点点异样的光彩也不见踪影了。而这个钟点的画面，在外校最后奋斗的岁月里，是再也熟悉不过的了。

记得刚进大学的第一年，抑或是第二年，聂老师就找我要过稿，也是关于外校的文章。可惜当时一是心无定向、杂事缠身；二是关于自己，实在是暂无可写，而关于外校，是过多地可写从而无处着笔。

当年的拒绝可没换来逃了一次“限期”的侥幸，倒是恍然意识到，即便事杂人杂，事乱人乱，可自己却绝不能糊里糊涂地搅拌其间，晕头转向，不知所以。于是我开始反思，自己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而未来又应当走向何方？

若说来香港念大学主修工商管理科是个意外，那么如今打算在硕士转攻文学便是个更美丽的意外。对于一个近似乎当了六年文科生的我，当熟知我的外校老师为的大学专业选择感到惊讶，倒更像是为我紧张地捏了一把汗。而当我将最新的弃商从文的转变计划告诉曾经在外校志趣相投的伙伴时，她们对我说这是迄今她们最感到欣慰的消息。

外校就如孕育我的土壤，六年求学生涯里出现的人与事，看见的晨与暮、草与树，都不经不意地施与成长的养分。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能与志趣相投的好友相互交换创作，在较为轻松的课上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偷看半本散文小说；或是在高中奋战时期，在课间珍贵的十分钟里当身后黑压压一片倒头大睡的时候翻几页新诗，又或是在晚自习结束后散尽的教室里将未完结的篇章做个对彼此都有交代的了结。正是那越少的自由，越稀罕的时间，完成了最多的阅读，成就了越大的快乐、越清晰的方向。

选择商科表面上是对现实的妥协，可心里也靠着打着自己的小如意算盘以作慰藉：让商科扮演着曾经那些不如意的理科身份，文学阅读则还是那片精神净土。大概不止是我的，谁的算盘都未曾如意过。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消耗在与收获不成正比的商科身上。而空暇闲余之时，处理完冗杂琐事，也无力逃脱喧嚣城市的保护罩。

这一匹脱缰的野马，要制止牠的唯一办法，只好再套上另一条缰绳。于是我下定决心，用额外的学分修读一门文学课。无论哪一门课或哪一个系别，文化研究系的电影戏剧也好，中文或翻译系的诗词小说也罢，我迫切地需要一根救命的稻草。

愈是无心插柳，柳愈成阴。在好友推介的一门翻译文学课上，作为其中唯一的一位商院学生，我结识了这位让我最终决定在本科毕业后，回归文学道路的教授。在他认识我后对我说的最认真的第一句话便是：第一眼看你就是个文科人，第二眼还是。

之后我又继续额外地修读了他的诗、词、古典文学史以及乌托邦的文学课。看着这几门课与其他毫无天赋的商科课的成绩相比，他笑着问我说：你也相信你天生就是个文科人了吧？ 

自儿时以来，我最害怕的问题就是别人问我，或是作文命题里的：未来我想做什么？我心中从未有过一个直接明了的答案。即便是当我拥有一定数量的创作时，许多人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成为一名作家即是我未来的梦想。可发自内心地说，我从未想过当作家。

后来这位教授道出了我一直无法解释的原因：经济独立才能拥有自由的精神，因而才能不以迎合与畅销为目的，进行自由地创作。而这往往是全职作家无法做到的。可我亦坚信，我不能停止创作。冥冥中，仿若天生随来的一种方向感却如影随形。这种方向感时强时弱，难以道明，却总在关键的时刻，由心而发，引领前行。

我未曾不相信自己不是一个文科人，也未奢求过自己与商科能走多远。若在硕士转攻文学，这四年的时光也绝对不会白费。因为在商科的世界里，全都是英文与数字，而这往往是典型文科人最大的症结。如今，做一位典型的文科人或其它某科单一的人，并没有多少的实惠。

而无论做任何事情，即便与初衷或目的毫不相干也好，凡真心付出，必有收获。此收获或立竿见影，或不生不息，但必然会对你的辛勤，在此处或是彼处，做出或大或小的回应。这些在我身上全都是有验证的，一是为保送而苦练的英文与丝毫不放松的高考备战成就了香港学校的录取，二是对商科课程的认真与对文学的执着赢得了对未来道路的选择权。

许多事情的发生，正是因为它们都并非直接地与初衷相挂钩，人们才全将它们归去“意外”。而再仔细想想，似乎亦是“意内”的事。

感谢所有教会我努力、坚韧、紧随内心与方向感的老师，感谢所有为我捏过冷汗的老师，感谢所有不倦教导我这个在理科上没有天赋的学生的老师，感谢曾经支持我，理解我与陪伴我至今的小伙伴们，感谢外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