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下午好。大家刚刚看的是莎士比亚《李尔王》的一个很小的片段。李尔王是一个非常高贵又单纯的人，他不能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有一天他想退休，他对三个女儿说：女儿们，你们各自向我表示你们对我的爱，我把我的国土一分为三作为礼品送给你们。

大女儿说，我爱你超过爱我自己的眼睛，眼睛能够看到的一切可以用价值来估价的东西都抵不上我对你的爱。她说我的爱超过赋予我们美德、赋予我们美貌、赋予我们健康、赋予我们荣誉的生命。没有一个女儿像我这样爱她的父亲，没有一个父亲能像您这样得到我这样女儿的爱。

他的二女儿说，我和我姐姐是一样的。姐姐所表达的所有的爱都是我所要表达的，但是我觉得她的表达还不能够表达我的心情。可是我嘴太笨，我就不说了。

三女儿说，我就像一个女儿爱一个父亲那样去爱，一分也不多，一分也不少。我会像我的两个姐姐那样出嫁的。我们的妈妈也深爱她的父亲，但是她还是嫁给了您。

然后你们看见，李尔王勃然大怒：没有爱就没有嫁妆。

李尔王退休以后，把本来打算给三女儿考狄利亚的那份财产一分为二，分别赠给大女儿和二女儿。但两个女儿在他失去权力以后，就开始凌辱他，虐待他，欺负他，然后导致重大的悲剧。

当三女儿嫁到法国以后，她心如刀绞，觉得自己两个姐姐这样对待自己的父亲。然后她率领法国军队打到英国来，要解救自己的父亲。战争很快结束了，她的两个姐姐被打败了。但是最后还是因为很小很小的偶然，完全可以避免的偶然，莎士比亚写的，考狄利亚还是死掉了。

在莎士比亚去世以后不久，英国人在演这个戏的时候，他们就让考狄利亚复活起来。李尔王安度晚年，考狄莉亚也跟自己的父亲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我想问一问在座的各位朋友，如果你们是编剧，如果你们是导演，你们现在演这个戏，是让考狄利亚死掉呢，还是让考狄利亚活下来？

有的人说活，有的人说死。赞成考狄利亚死去还是赞成考狄利亚活着，这是人类戏剧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分水岭，这就是所谓中世纪和现代世纪的分水岭。

中世纪和现代世纪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中世纪有一些伟大的人物编织一个信仰，整个社会相信这样的信仰，所有怀疑这些信仰的人都是恶人、都是坏人。这样一些伟大的人物用一个人造的苍穹扣在我们的头上，当我们每个人抬头望去的时候，不是看见自然的天空，而是看见人造的伦理的天空。

在中世纪的戏剧里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中世纪的戏剧一定表现它对世界的信心：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中世纪欧洲比较古老的戏剧只表现圣迹。什么叫圣迹呢？这个人一身麻风病，然后相信上帝了，麻风病好了；这个信徒如此苦难地受尽折磨，但是信仰从来不动摇，他得到上帝的报偿，在天堂里有了很高的位置。

到了比较接近于但丁的时候，比较接近于文艺复兴的时候，有一个戏有比较多的人的色彩，神的色彩比较淡了，这个戏就叫《世人》。在这个戏里面，当一个人要死掉了，他就非常恐慌，因为他活着的时候不是很道德的，他就希望有一些人陪伴他。于是一群人出来，这些人分别是美貌、智慧、道德、忠贞、贪婪、勤俭、勤劳——所有的人都是道德的标签，以道德的名字为他们自己的名字。这是在欧洲被广泛演出的戏剧。

但是但丁以后，人们开始想，凭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些伟大人物编造的集体信仰？凭什么我们要相信抬头望去的信仰的天空就是真实的东西？

现代世纪和中世纪一个最本质的区别，就是现代世纪每一个人有权利自由地探索知识，每一个人有权利自由地寻找财富、追求财富，每一个人有权利自由地安排自己的信仰，每个人有权利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从一开始但丁掀开这个人造苍穹的一角，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个苍穹实际上是假的，是可以掀掉的。

我们暂时把我们的信仰往边上搁一搁，当我们以个人的身份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和世界是什么关系。你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序的吗？你相信这个世界本来是有意义，而不是由伟大人物赋予它意义吗？你相信这个世界本来是有道德的，而不是伟大人物赋予道德，然后伟大人物教育我们君臣父子吗？

当我们每一个人以个人的心灵来和这个世界交往的时候，我们就达到莎士比亚那样的高度。我们就发现这个世界是无序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莎士比亚在《李尔王》里面写了两个女儿对父亲的虐待，他并没有交代这两个女儿怎样的恶怎样的坏。两个女儿的恶行就像大自然里面那些肮脏、残暴的东西，就像大自然本能的东西一样。当然考狄利亚的善行也像大自然本身一样。《李尔王》所写的恶，《李尔王》所表现的善，就像大自然本身一样。莎士比亚的伟大剧作都是这样的。

我们都知道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并没有进入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如果莎士比亚仅仅写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话，我们不会在400年后、在8000公里之外的地方还会谈论莎士比亚。

《罗密欧与朱丽叶》写了青春的美好，青春的爱情战胜了两个家族的仇恨，他对爱表示了更大的信心。但是莎士比亚另外一个写爱情的戏剧进入了他的四大悲剧，就是《奥赛罗》。

如果我们看《奥赛罗》的第一幕，奥赛罗和苔丝狄梦娜那样恩爱，我们会相信如果这一对夫妻做不下去了，那么天下的夫妻都是不可信的，都是有做不下去的可能。但是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就是只用了五天的时间，故事发生了五天，奥赛罗把苔丝狄梦娜杀掉了。

这个杀掉的过程，你用手摸过去，一点疤痕、一点裂缝都没有。真是一个天才，你就是信服。是的，在这种情况下奥赛罗会把自己的妻子杀死的。

为什么呢？他杀死自己的妻子不是因为别的，完全是因为他只要求百分之百的爱，他要求最纯粹的爱。他说结婚以后我就像一个蛤蟆一样，在那个潮湿的地窖里感到喘不过气来，为一个问题而苦恼。为什么问题而苦恼呢？啊，这些美丽的人儿，我们在名誉上把她们据为己有，为什么我们不能支配她们的喜怒哀乐呢？

不要以为奥赛罗是一个闭塞的人，爱的本能就是无限的占有，无限的进入。而这种无限的占有是绝不可能的，只能是瞬间的。只要你保持爱，这个爱就折磨着你。

我们所有人要想把爱情维持下去的话，只能是百分之七十的、百分之六十的、百分之五十的爱。可是奥赛罗不，奥赛罗要百分之百的爱，这样就必然导致他最后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这是莎士比亚对爱情更深刻的描写。

我们知道《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父亲叫他去复仇，他总也不能够复仇，最后他自己和恶势力、和他的叔父同归于尽了。看起来是复仇了，但是复仇的结局并不是他安排的，一切都是他的父亲、都是恶势力安排下的，他再顺应着这个恶势力灵机地、随机地把这个事情处理掉了。他始终没有能力，始终在犹豫。

为什么没有能力去复仇呢？因为他有高度的智慧。他看不到这个世界的价值，他觉得如果整个世界都是没有价值的，我为父亲复仇有什么用呢？他想到人生是不值得生活的。他对自己的女朋友奥菲莉亚说，不要结婚，所有的女孩子都不许结婚，进尼姑庵去吧，人是不值得生下来的。

他说比如我，我这算不错的了，但是我是那样地贪婪、卑劣、怯懦、残忍。他分析自己的心灵，给自己加了很多罪名。他跟他的妈妈讲，他说如果一个40岁的女人都不能够坚守忠贞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要那些青春女孩子们坚守忠贞呢？

他对他的女朋友奥菲莉亚说，你美丽吗？你忠贞吗？如果你既美丽又忠贞，你千万不要让你的忠贞和美丽交朋友。因为只有美丽把所谓忠贞给腐蚀了、败坏了，我从来没有看见忠贞可以使美丽变得更纯洁、更美好。他说整个世界是一座大监狱，丹麦是最坏的一间。我不爱人，我对人毫无信心。

他这样深重的怀疑主义到什么程度——我要死去，我拿一把小刀，立刻就可以把自己结束了。但是当我死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世界如果像我现在正在活着的这个世界一样地毫无价值、一样地肮脏紊乱，我的死又有什么意思呢？如此深重的怀疑主义使他在现实世界面对责任的时候寸步难行。

这就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以个人的名义面对整个世界，他发掘到一个巨大的悲剧，这种悲剧就是我们人的卑微。这个世界是无序的，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一切秩序和意义不过是那些伟大人物编造出来让我们相信的。而当我以个人的名义相对，我们真正的悲剧性就在于那一切都是假的。

莎士比亚刚刚死去的时候，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和现代世纪的意识形态还在拉锯，所以他死去以后不久，英国的戏剧人就相信世界是有秩序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莎士比亚是不对的，于是就安排了考狄利亚活过来。

可是再过了一些日子，社会更坚定地无可返回地跨入了现代世纪以后，整个西方的人、整个欧洲的人都接受了，喔，莎士比亚是伟大的。考狄利亚死掉使《李尔王》成了一个伟大的悲剧，任何一种使考狄利亚复活的做法都是把《李尔王》、把莎士比亚庸俗化的做法。

那我们中国的戏剧处在什么阶段呢？

30年代，曹禺大概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写了《雷雨》。他说我为什么要写《雷雨》呢，我就感觉到所有的人都以为自己能够把握自己的方向、把握自己的幸福，但是所有的人都在泥潭里挣扎，越陷越深，越陷越深。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决定了我们的悲剧，但是我知道悲剧是肯定的、不可抗拒的。现代科学家把它叫作自然法则，古希腊人把它叫作命运。我都不相信，我不能够解释。

因为他不能够解释，他像莎士比亚一样地写出了这个世界的悲剧性的真相。他的这个作品出来会使一些中世纪的道德家非常愤怒：你这是对父亲的侮辱、对家族的侮辱，这是极其不道德的一个作品。

当时的文艺批评家们就出来教导曹禺，说小伙子戏写得好的，但是你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你不知道悲剧是什么，我们可以告诉你。悲剧就是因为黑暗的封建制度，悲剧就是因为私有制。当我们起来革命，推翻私有制的时候，悲剧就终结了，人类就幸福了。

事实上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过程当中都有非常残忍的，非常多的人道主义的灾难。把每一个个体碾碎的故事太多了，这个我不需要多举例，大家都知道的。

作为戏剧，我们是歌颂公有制呢，还是歌颂私有制？当我们歌颂公有制的时候，觉得只要我们实行公有制就可以避免悲剧性，但是事实不是这样。

当我们歌颂私有制的时候，觉得私有制可以避免悲剧。可是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早已讲得非常透彻。马克思描写的西方世界羊吃人的残忍，以及西方世界的买卖黑奴、西方世界的殖民，都是非常血淋淋的大量制造悲剧的过程。我们可以歌颂它吗？

还是我们像曹禺一样，描写人的卑微，我们不能够解释我们悲剧的根源？或者我们比曹禺更高明，我们喜剧地描写我们的状态，就是整个人类就像徘徊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一头愚蠢的驴一样，不知道吃哪一堆草。

曹禺有一个好朋友，都是在南开大学一起做戏的。他曾经跟曹禺说，你应该再写一个戏，写王昭君。古代诗歌里都是把她写成悲剧性的，你应该写一个和亲的、建立民族团结的王昭君。曹禺说，我要写一个笑嘻嘻的王昭君。

结果他的好朋友黄永玉在他生命接近终结的时候给过他一封信。黄永玉说你在解放前是汪洋大海，寂静无声的，但是你是汪洋大海。可是解放以后你是山间的小溪，你为名利所累。我们可以听见你哗啦哗啦的响声，但是你早已不是大海了。

曹禺非常勇敢地把黄永玉写给他的这个东西贴在自己的书房里。临去世的时候他很沉痛地说，想明白了，太晚了，一切都来不及了。我来不及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