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国家话剧院上演的《杜甫》一剧肯定是悲剧或者正剧，因为杜甫毕竟是个相当严肃的人物。但他们却用喜剧手法来表演，真可谓别开生面。在《杜甫》一剧的一系列演出事务中建立临时党支部，这个戏码非常有创造力——不妨像套中套一样，视为戏中戏，甚至使用布莱希特的“陌生化（间离）方法”，进出自如，唐朝与当代贯穿。一如演《白毛女》，把台下观众因仇恨台上被演活的“黄世仁”，拿石头打台上的“黄世仁”亦当成戏的一部分一样——就像有人并不关心科幻小说应该怎么写，科幻电影怎么拍，却很关心党在科幻小说或者电影里的位置一样，实在很有想象力。我认为党在科幻小说或者电影中应处于何等位置，是一个很大的科幻难题，要表达得很充分又要“像那家人”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或许，你可能觉得这只是成人们无聊的特殊喜好，只有他们才思考“以杜甫为中心”的一系列议题。比如不少文史研究者忙着把杜甫当作“就业机构”，想想每年盛产诸多关于杜甫的垃圾论文，得有多少人靠死去千多年的杜甫爷爷吃饭啊？与鲁迅、曹雪芹这样的“就业机构”对当下民生的伟大贡献，堪有一比。其实早在成人们思考杜甫那里要不要派地下党，去搞他的统战工作以前，未成年人就已着成人先鞭，想必诸位还记得几年网络上曾流行过一阵的“杜甫很忙”吧。

对2012年曾经流行一段时间的“杜甫很忙”的评价，人们各执一词，但下列说法比较普遍：对传统文化的亵渎，对杜甫人格的恶搞，年轻人宣泄自己学业压力的苦闷，对过去学校生活的怀念或者童趣的再现，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商业公关营销的恶炒。我不能说这些观点，全是游谈无根的说法，但自认为他们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何在。在杜甫被“搞”之前，似乎李白、韩愈、辛弃疾、关汉卿等都曾被恶搞过，但由于参与者不众，声势不大，所以不被人们所知。而到了杜甫这里就突然窜红流行起来了，是不是有点人们所忽视的特殊性呢？

我们都知道“三百千千”乃至《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古文观止》、《笠翁对韵》、《唐诗三百首》等有很高的知名度，因为在变化缓慢的农业社会，它们作为蒙学教材，数个世纪以来被发蒙者反复使用，从而变成几十代人学习及文化上的集体记忆。这说明教材传播对一本书、一篇文章、一个人的知名度起着很大作用，这一点二十世纪以降的新式学校教育的影响里就更为明显。我通过十数年收集不少1900至2000之间的语文教材，从而调查与统计课文被重复选中的频率（课文重复率）以及一个人入选课文的多寡，来研究作者与文章，对形塑学生价值观的影响，从而可以窥看出我们的教育目的、教育哲学何在。而杜甫无疑是入选比较多的古典作家，而鲁迅的入选篇目之多则是现代作家中的第一位。

四九年前的教材编写，由于是民营教材编写为主导地位，学校特别是老师有很大的选择教材的权力。因此教材的编纂出版皆通过市场需求的竞争来调节，各出版社尽请名家主持，故名学者、名教授、名作家、名教育家等方面的人出来编写教材，一时蔚成风气，使得教材本身的质量比较高，且具备多元选择性。那时对杜甫诗歌的选择相当广泛，而不像后来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三吏三别”、《登高》、《春望》等，偶尔搭配《春夜喜雨》、《江畔独步寻花》七首中之“黄四娘家花满蹊”。至于像《赠卫八处士》、《月夜》、《月夜忆舍弟》、《赠李白》、《江南逢李龟年》、《春日忆李白》、《秋兴八首》等，在四九年后很少入选过中小学课文。这样的选择里蕴含着有什么样的教材编写观念与思维呢？

你可以为此辩解说，杜甫的好诗太多，选不胜选，在去留取舍之间颇费斟酌，这我完全同意。我不是要你把他所有好诗都选在课本上来，那就得编成整本《杜甫诗选》了，何况我们还要给其他同样有特点的作家以位置，因为他们也有杜甫不能替代的美妙。我的意思是，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其诗题乃至诗风，既不是单一的，更不是一根筋单线条的，而是多元的。但我们教材所选杜甫诗歌的基调，就是他的苦大仇深，忧国忧民，每日不忘君。这些自然是他诗歌内容和人生经历重要的一部分，但问题在于你基本只选这种诗，那么单调的杜甫，就经由你们这样持续的强化和灌输，而让人们对杜甫形成一种非常无趣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无趣的印象，以及充斥着空洞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给青春期的学生形成了太多的压抑与无聊，“杜甫很忙”就是在此种状况下的逻辑顺延。

上述我所举的许多杜诗，很少入选我们的中小学课本，也就罢了。但我们至少应该在讲比较单一的杜甫诗选时，配套性地给大家讲一下他诗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不过以我对中小学师资情况的了解，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杜甫所写的“饮酣视八极，俗物何茫茫”（《壮游》）、“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等，这种非常能展现其个性的诗章，我们的教材编写者不会加以搭配，甚至在老师的教学参考书里也不会做这样的提示。这就会使学习杜甫诗歌的人，把杜甫当成一个只会忧国忧民的无趣之人来看待，完全没有他生龙活虎的样子。我们为了突出他“穷年忧黎元”的一面，而刻意忽略甚至掩盖杜甫的生动有趣、幽默自嘲等可能更引起青年学子注意的诗文，其实就是注定了把杜甫搞得令人厌恶，直至“搞死”的节奏。

这种扁平化、干瘪的、单线调的诗文选择模式，不是个别的，而是作为编教材的“哲学”，亦即编写之方法论，贯穿了四九年后大陆很多教材的编写之中。换言之，让其作品入选教材，甚至从数量上来看不少，但从诗题（题材）与诗（文）风着眼的话，是非常单调的作者，不在少数。也就是说，你的名字流传下来了，但你的神髓却被搞死了。如下的悖论，成了不少有名作家的宿命，你由于作品多次被选入教材而有很大的名声，但学生却相当厌恶你，于是“杜甫很忙”之类的不满就自然一窜而红。教材作为意识形态掌控兼一块大肥肉利益之需，而导致的大一统，使得老师都毫无选择余地，学生的选择权利就更不用说被剥夺净尽。

“杜甫很忙”是对教材厌恶，对入选作品的作者线性化、单一化、扁平化厌恶的必然结果，只是拿杜甫作为一个发泄厌恶的媒介与符号罢了。众所周知，学生有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其实怕周树人与“杜甫很忙”，其内在原因可谓异曲同工。鲁迅的杂文特别是后期杂文，充满仇恨与“战斗性”，所以像《“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等选入课本，你不应该感到震惊，因为这是阶级及仇恨教育之必须。就是现今教材所选鲁迅作品，选的也并不是鲁迅最好的作品，而是那种歧义费解及充满很多“正义的火气”的东西。这样一来，鲁迅享有莫大的名声，但却有很多学生不喜欢甚至厌恶他，看上去很吊诡，其实再正常不过了。

再譬如我们的教材总是把白居易搞成穿着袜子洗脚的人，仿佛他成天只是人民来人民去，连上厕所乃至做爱，都想着人民的疾苦。因此他只会写《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稍微不想国家大事的时候，偶尔走神写了篇《赋得古原草送别》。但其实白居易是唐代超级好玩的人，不仅诗写得好，官也当得不坏。《致殷协律》里的“琴书酒友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就不说了，只说《问刘十九》里开首就来一句“绿蚁新醅酒”，就明显是有钱人才能有的作派。你不要以为我乱说，以诗证诗，拿老杜《客至》里的“樽酒家贫只酒醅”就可以反向证明，白居易比老杜有钱得多。

再者，李白这个人有超迈的想象力，其奇诡怪异的句子，非常让年轻人着迷。但如果有学生问讲授者与教材编纂者，李白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呢？那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说李白是靠吃空气为生的么？我们是否应该在《蜀道难》、《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将进酒》、《渡远荆门》等之外，还应该让学生知道，一个人即使再牛逼总是要吃饭的。李白想象力的确了不得，但他也是凡胎肉体呢。我们是否应该告知学生，他还写过“当时笑我微贱者，而今请谒为交欢”（《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其一）、“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呢？当然理应如此。对于那些搞偶像崇拜思维的人来说，把自己喜欢的人搞得“高大全”是他们下意识的不二选择，教材编选者当然也是这样的思路。其实作为任何一个凡胎肉体，哪怕是一个在创造力或者其他事功上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依然是有局限且不完美的。我读着李白这种露出“皮袍下面的小”的诗，更觉李白的真实可爱，不会把他当作一个遥不可及的“死人”对待。

我曾在写作《像唐诗一样生活》一书时，就觉得要写出一个人的丰富性立体性，所以我在序言《唐诗江山里的五个提要》里有一段话，便是有感而发，但真正将其精髓看出来的人却不多。“知苦难生活而不知有人生趣味，其心也冷，其志也卑，其量也褊，其趣也无，真情也枯，其生也苦。如斯而学者，心生痛恨而未知悲悯，常怀敌意而少爱仁之心，多非难而不审宽容，知挫中激勇，而不知缓中求晋，多暴戾之气少放达胸襟。纵观当今习文断句者，如斯毛病蜂聚，多如过江之鲫。”我们的教材编写，之令人生厌，造就“杜甫很忙”是一点也不让感到奇怪的。换言之，我们教材编写的单线条、扁平化，与机械僵化的考试方式、死记硬背的答案要求、固化你的思维和统一你的思想，是互为犄角，共同效力的。

学生们玩“杜甫很忙”，与成年人演话剧《杜甫》而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对杜甫爱恨交集到有一种“天作之合”的效果。我认为国家话剧院的导演及演员们，真是用心良苦，他们的潜台词就是：杜甫啊，你写的诗固然令我们佩服，但问题在于你的诗在千百年后还是让我们感到了麻烦。当我们背诵“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群盗相随剧虎狠，食人更肯留妻子”的时候，我们如何让听众与读者，只想到它是非常信实地指向唐朝反动统治阶级，而不要让他们产生古怪的联想，以为我们在搞什么现实影射呢？老杜你的诗是好诗，句是好句，批判得也相当有力度，但你能否给我们一个万全之策，即保证我们的表演不至于被人们说成是在搞影射呢？您老要知道，虽然我们的剧院在西城区，但毕竟离朝阳群众还是太近了啊。

有人或许会说，如果演《杜甫》很麻烦颇纠结，不如换成吃喝玩乐的李白，做成《李白》一剧不就更爽快了么？我承认你有些时候想太多了，但这个事儿你又想太简单了。不要小看审查《李白》一剧之人的学识，他们会轻而易举地请王安石来对剧本进行政审：“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言妇人与酒耳。”翻译成现代大白话就是：李白诗词快捷如迅雷，想象超迈无人敌。但李白诗词思想不健康，格调不高，见识浅陋，十之九都在谈酒色女人。倘若这样的评论，全身都正确的人嫌批评得太轻描淡写了，那么王安石是否要先入了党再说，这问题太高深了，恕我无解。

2016年3月24至25日写就，同日订正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