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相信，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普遍以奴隶制为社会经济基础的时代，甚而认为奴隶制是社会制度演变的必经阶段，许多人也相信，在开始近代化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始终是个封建社会。

这些认识，由于和已知历史事实背谬的实在太远，在学界已没多少影响，然而还有一个谬误，即便在学界仍有相当影响——“母系阶段论”。即认为早期人类社会普遍采用从妻居（matrilocal residence）模式，按母系组成血缘群体。

可是，民族志调查显示，多数（3/4 以上）传统社会采用父系制（即实行从夫居（patrilocal residence），并按父系组成血缘群体），并不存在“社会结构越简单原始，越可能采用母系制”的倾向。

比如澳洲土著的社会形态，与主要文明长期隔绝，相当原始，也都采用父系制。

没有证据表明，人类早期曾有过一个普遍采用母系制的阶段。相反，压倒性的证据显示，在直到现代之前的整个人类历史上。

——父系制始终是主流和常态，母系制只是特殊条件下的例外；父系制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因为黑猩猩、倭黑猩猩、乃至亲缘更远的大猩猩，都是从夫居的；除了民族志材料，对晚期南猿和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同位素分析也显示，这两个社会很可能都是从夫居的。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母系社会神话？它是从何而来的呢？

【神话的由来】

答案看来要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去找。

最初提出母系阶段论的是瑞士学者约翰·巴霍芬（Johann Bachofen），1861年的一本书中，他根据从希腊神话和古代传说中收集一些线索，比如亚马逊女战士和普遍存在的女性生殖崇拜，认为早期社会不仅是母系的，还是母权的；他还顺应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社会进步观，提出了一种阶梯式社会进化理论，按女权男权的此消彼长，将社会史划分成了四个阶段。

这种粗糙的论证，启发了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根（Lewis Morgan），由于摩根接触过的易洛魁社会恰好是母系制的，所以很快被巴氏的理论所吸引，并与他通信；此后在1877 年出版的《古代社会》里，摩根很大程度上采纳了巴氏的观点，将他所了解的易洛魁母系制一般化为早期社会普遍经历的“母系氏族阶段”。

和巴霍芬相比，摩根是更严肃的人类学家，他做过一些田野调查（但不是对易洛魁），所用材料也更具实证价值，但和那个时代喜欢构造宏大体系的博学家一样，他的阶梯式社会进化理论同样是以想当然的猜测为主。

摩根轻率地认为——早期人类是乱交的，没有固定配偶关系，因而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也难以防止近亲交配，所以最初的血缘群体（即氏族或胞族）只能按母系组成，所以早期社会必定是母系制的。

这里存在两个误解：首先，防止一级近亲（兄妹、父女和母子）交配无须以固定配偶为前提，只须实行外婚制（exogamy）和从夫（或从妻）居即可，也就是遵循这样三条原则：不和与自己出生于同一群体的异性交配，性成熟后离开出生群体并加入其他群体，不与性伙伴的子女交配；许多动物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避免近亲交配的。

第二个误解是：组成父系氏族无须以父子关系可辨认为前提，只须实行外婚制和从夫居、并且兄弟关系可辨认即可；比如从若干同母兄弟开始，每一代所有女儿都离开，并接纳来自其他群体的女性，便可确保群体男性成员始终拥有共同的父系祖先；实际上，黑猩猩正是通过这样的安排组成了父系群，尽管它们没有固定配偶，也不知有父。

这些误解导致了二人在推论时候犯下的低级错误，然而，巴霍芬和摩根的另一个错误更关键——制造了母系制和母权制（matriarchy）的混淆。

实际上，两者没有他们所认为的固定联系或因果关系，大多数母系社会要么是平等主义的，要么是男权占优的，由男性充当酋长、族长或头人的角色，迄今没有任何社会被人类学家普遍承认是实行母权制的，尽管曾有个别社会被少数人类学家认定为母权社会。

【当神话傍上大款】

摩根缺陷如此明显的理论，还能产生持续至今影响，要归功于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恩格斯。

在整理马克思遗物时，恩格斯发现马克思就该书写了许多笔记，顿时如获至宝，迅速将自己的唯物史观揉进其中，于次年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其中，摩根是重要的理论支持。

马恩亲睐摩根理论，因为后者很适合为他们空洞干枯的历史唯物主义添加血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注定会从原始状态开始，在阶级斗争推动下，经历一系列特定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摩根理论主要被用于描绘上述过程的第一步。

恩格斯的著作后来成了各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学红宝书，在西方左翼阵营中也颇有影响，而人类学和社会学界恰好又是左翼思想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和其他马列红宝书中空泛抽象的理论和宣传相比，这本书的内容更具实证色彩，看起来更有干货，因而其对观念的影响也更为深远，这一影响即便在马列意识形态失去吸引力之后，仍时常能感觉到。

但实际上，从恩格斯看到马克思笔记到他的书出版，中间只隔了一年多时间，根本做不了什么像样的研究，其中看似经验性的内容，其实都是凭空臆想，比如他认为父系家庭和男权的建立导致了财产权的诞生，但这两者之间的依赖关系既非逻辑上的必要，也没有经验支持，实际上财产权更多是和定居农业联系在一起，无论北美、非洲、还是东南亚的母系社会，只要过定居生活，都有财产权。

除了马列导师，母系神话还赶上了另一政治势力——女权主义，许多女权主义者热烈欢迎摩根和恩格斯的理论，特别是1960/7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浪潮，复兴了这套原本在学术界已被冷落的理论；女权运动的强大声势和它所取得的政治正确地位，延续着母系神话的寿命。

女权主义者亲睐母系阶段论的理由很简单：假如漫长的前文明时代都是母系社会，那么母系制乃至母权制就可以说是更自然的、更符合人类“本性”的。

不过，也有女权主义者认识到这一理由的反文明性质，而且错误极多，容易成为负担。2001年出版的《史前母权神话》一书中，文化史学家辛西娅·埃勒（Cynthia Eller）对母系神话渗透进女权运动的历史做了全面清理，并呼吁女权主义者抛弃这一包袱。

【重新认识父系制】

恩格斯尽管炮制了许多谬论，但有一点他说对了，父系关系的发展确曾是推动社会进化的一大动力，可是他弄错了时间，实际上，远比原始社会晚期更早的人类与黑猩猩时代，这一动力就开始了。

对黑猩猩的观察中，灵长类学家发现它们在两个关键方面和人类很像：一是战争行为，简·古道尔（Jane Goodall）和西田利贞（Nishida Toshisada）在各自研究中都发现，黑猩猩群体的雄性成员会组成巡逻队守卫领地，并在巡逻过程中伺机猎杀相邻黑猩猩群体中的落单个体或数量占下风的小团伙。

第二个相似点是政治，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发现，黑猩猩群体内雄性在争夺首领地位、从而获取多数交配机会的过程中，会像人类那样施展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伎俩，合纵连横尔虞我诈见风使舵，比如雄一号用各种甜头诱使雄三号合作阻止雄二号夺位，一旦雄一号显出颓势或二号实力提升，三号便伺机背叛与二号合谋篡位。

当然，由于缺乏语言和武器带给人类的强大交流、控制与组织手段，黑猩猩的战争和政治形态还非常原始简陋，但从整个灵长类乃至动物界看，黑猩猩已经朝着建立复杂社会的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步，恰恰与父系关系的建立同时发生，而父系群体和战争与政治在动物界同样罕见，这强烈暗示着，这一同时性并非巧合。

另外，从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的角度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父系关系所起的作用——假如黑猩猩群体是母系的，其中成年雄性并非近亲，那他们就很难形成持久的合作关系来集体守卫领地和发动战争，争斗将以个体对个体而不是群体对群体的方式发生，因为一旦某方显现出优势，弱势一方的个体便可轻易转投优势方，这样，以群内合作为前提的群体间对抗便难以形成。

由于性选择导致两性在体型和体能上的显著差异，群体间对抗只能以雄性为主力，这要求雄性间能够达成合作，而除非得到亲缘关系的强化，这种合作难以持久，对此困难，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是建立父系合作群体，而通过采用从夫居模式（即成年雌性离开出生群体，雄性留在群内），黑猩猩找到了这个方案。

【父系引擎的威力】

基于父系亲缘的雄性联盟的建立，对此后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结成固定配偶关系、进而建立父系家族之后，社会结构便朝向日益复杂的方向发展。

——婚姻大幅提高了亲子关系确定性，让父系亲缘变得更明确更精细，从而有可能按亲缘远近建立多层次的父系家族组织。同时，多层次结构带来了等级分化，后者以多偶制的形式强化了配偶竞争和性选择压力，又因为语言和武器将选择压力从个人身体禀赋转向了地位、财富、权力、组织控制能力等等制度性因素，因而使得性选择成了社会结构进化的一大动力。

上述机制，对照狒狒的情况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埃及狒狒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像人，它和人类一样建立了多偶制的固定配偶关系，因而也得以按亲缘远近建立了多达四个层次——大致相当于人类的家庭、氏族、游团（band）和部落——的复杂等级社会。

多层父系群的建立，使得埃及狒狒的雄性联盟极具战斗力，群体间常因争夺领地和支配地位而发生战争，有时战争场面相当壮观，在一英里开阔的战场上数百头雄性投入战斗；另外，雄性在控制配偶和下级时也表现的非常暴虐，这些情景，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人类社会。

埃及狒狒转向父系制，最初可能是为了构建雄性联盟以对抗非洲豹和斑鬣狗等危险捕食者，相比之下，其表亲狮尾狒狒（gelada）生活在捕食者难以到达的悬崖绝壁上，处境更安全，因而仍保留着母系制，也没有发展出多层次结构，雄性对待配偶更温和，群体间冲突也没有那么剧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比如劳伦斯· 基利（Lawrence Keeley）和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发现，整个人类史上，前国家社会都充斥着连绵不绝的暴力和战争，在这种环境下，群体的生存和壮大往往严重依赖于其战争能力，而在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前国家社会，战争能力只能由父系男性联盟保障。

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父系制在历史上始终居于主流，母系制只是例外；有些社会或许因为地处孤立隔绝环境（比如沙漠或小岛），冲突强度低，比如母系制的霍皮族（Hopi）印第安人，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有些社会则因为选择了特殊生计模式而难以维系父系家族，比如摩梭族男性常年外出经营马帮，甚至无法维持稳定婚姻关系，与此相似的是苏门答腊的米南佳保族（Minangkabau），男性也普遍外出从事商业或手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