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雅不欲赶这个吃包子学诗词的热潮，但想想关于古诗文的思想市场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为避免劣币在权力的引导下全面驱逐良币，还是想说说自己的观点。我从不主张不分清皂白地学所谓国学，更不会对传统的东西照单全收。若是照单全收，像那些国学的草台班子，直接用“四书五经”、“三百千千”就得了，何必自己非得下大力气编个像样子的教材呢？并且主张要讲传统文化中折旧率比较低的那部分知识与情感——平等、自由、爱、有趣、热爱生活等——同时应该遵循教育心理学原理，我非常反对那种死记硬背，虽然不夸张地说，在下的记忆力也许令你惊异。

同时，我认为古诗文在我们生活中当然有一些作用，但绝没有想像的那么大作用，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当下的现代人。如果胶柱鼓瑟地学古诗文，对传统文化亦步亦趋，顶礼膜拜，那就失却了现代人学习古诗文的目的。我们学习古诗文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做一个古人，而是要与日新月异的当下生活相连接。古诗文只是我们文化中的一维，不能以此来大幅度降低对其它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阅读与理解，更不可以对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互联网，于时代的改变视而不见。

东汉思想家王充谓：“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其大意谓：只知道古代的情形而不晓现代的情况，你就会陷入迂执愚昧的深渊，知道今天的知识而不晓古代的知识，你就会盲目得没有历史洞穿力。我应为无论古代多么不堪，都还是要尽量不带偏见地去了解，否则就会自废武功。当然，一个有想像力的民族与国家，特别是个人，不可能躺在过去所谓的辉煌上做不切实际的春秋大梦。

下面所发是澎湃新闻思想市场部钱冠宇兄等所采访的相对比较全的本子，9月11日澎湃刊发了节本。其标题原为《学古诗文的目的是为做一个现代人，读经班就不必去了》，我嫌长了，斫后半部分，易为今名。今天刊个全本，以飨对此有兴趣的朋友。（2014年9月12日于成都）

才逃离应试教育的狼窝，又跳入盲目读经的虎穴

问：目前有一种潮流，许多父母热衷把孩子送去国学班读诗诵经，你对此有何评论？

冉云飞：为何会有许多家长不加分辨，把孩子送去鱼龙混杂的、以文化搭台行赚钱之实的国学班呢？一来大多数家长不懂传统文化，对应试教育痛恨，只会疾病乱投医。二来就像家长把孩子放进应试教育的学校，以为万事大吉一样，他们认为放进读经班里就毋须担忧了。家长不愿与孩子一同成长，一起学习。真是才逃离应试教育的狼窝，又遭受盲目读经教育的坑害。

讨论古诗文教育，我个人倾向于侧重技术角度来谈。核心有两点。

首先，中国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古诗文，都是农业社会与慢生活的产物。在知识折旧率颇高的现代社会，古诗文折旧率更高，那么学来何用？在我看来，传统的东西要学，但一定要警惕，那些无用且有害的东西如《孝经》、《弟子规》里的内容，我们要抵制。而人类拥有的爱、自由、平等、宽容等，是无法折旧的，就该找传统里这样的东西来学。

其次，教学时要讲究教育心理学。那种“读书百遍，其义自现”的不负责任教法，只是放纵无能的老师，让学生厌学。不注重教育心理学的死记硬背、不知何意的念经式读经，应该引起有心智的家长的反对。

学古诗文的目的是为了做一个现代人

问：您曾引用顾随先生那句，“学古诗文的目的是为了做一个现代人”。您认为在当下中国，学古诗文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冉云飞：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可以探知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这也是“我从何而来，我是谁，我往何处去”这一哲学思考的组成部分。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是很多的。不过它为何能保留几千年？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否定，更不能简单地肯定。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对此要认真加以研究辨析。

这方面，反而是胡适他们那一代学者有很大贡献。很多人批评胡适们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但忘了他们“整理国故运动”中运用西方新方法来整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在接续文脉。今天许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用的就是西方的方法。

我觉得学古诗文，是要知道古代人的情感，古代人的思想，古代人的意识，但并非亦步亦趋地遵从他们。而是你阅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会有历史感，对今天的现实会有洞穿感。

问：相较于大学生和成年人，您认为在中小学教授古诗文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之处？怎样算是成功的中小学古诗文教育？

冉云飞：中小学的古诗文教育与大学乃至成人的古诗文教育当然有很大的不同。一来要注重未成年人的受教心理，不可硬灌。

二来要选在他们理解能力范围内的东西，这就要对学生的整体素质有个恰当的把握。

三来讲授时最好主要讲授情感，喜怒哀乐等人类共同情感。若要讲是非判断的东西，最好运用讨论式，而非以标准乃至唯一答案供给学生，不要用自己的结论来束缚学生的认知。

四来古诗文中抒情等情感性文字偏多，应适当在高年级加入清晰且有逻辑的说明性文字，以便培养学生的理性认知。如可选入《天工开物》、《农政权书》、《本草纲目》等较为精练清晰的文字，从而引出类似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即“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让古文与科学、逻辑等方面发生关系。或者选些涉及商业性及谈富强的文字，让学生们知道古人也思考比较现代性的问题。

我认为中小学的古诗文教育，若是能培养学生对古诗文持续不衰的兴趣，觉得古诗文原来这么有趣，引导他们入门，便是一种成功的教育。

爱生活，有情趣，平等，宽容，懂爱，是入选自编教材的标准

问：在您看来，当下中国的古诗文教育，是在教材中量多量少的问题么？

冉云飞：像台湾的古诗文教育，在课本中占的量是非常大的，大概有50%-60%。当然这也引起了一些台湾教育界人士的忧思。为什么呢？因为古诗文毕竟和现代生活之间存在一种隔阂。我们培养一个人的情感是必要的，但我们也要教一个人适应现代生活，因为每个人具体地生活在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之中。一个人不能毫不关心今天的现实生活，而只去背四书五经或唐代的诗歌，这是对他生活的一种剥夺，把他的生活剁成了两截。

所以我认为，古诗文教育和鲁迅文章入选教材一样，不是量的问题，而是选什么的问题。比如像《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类充满辱骂性的文字，入选再多都无助于真正的教育，只能培养仇恨。同样，像《弟子规》、《孝经》这类选进教材的话，也无助于培养学生对古代文化的认同情感。

第二个关键，就是怎么教。要懂教育心理学。我举个例子，像我去年在成都给学生讲杜甫，就真的带他们去了浣花溪这个地方，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是“情景式教学”。如果抽象地去教已经离我们很远的知识，强迫学生接受，对学生是一种双重伤害。

古诗文教育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像我这样讲古诗文的方式，目前可以说算是有点意思的。像王财贵之类，满堂灌，翻去覆来只强调背诵，难怪有人觉得有骗钱的嫌疑。我觉得挣钱可以，但要取之有道，那个道就是你拿出与教育心理学相匹配的教古文的方法。更不用说秋风、蒋庆那种想做国师的，何况秋风、蒋庆对古文的理解有不少可商之处。

问：您自己也在编古诗文教材，请问您选篇目的标准是什么？

冉云飞：热爱生活是我选古诗文的第一准则。也就是说，我选的诗歌文章要充满生活气息，富有情趣，让人看到并喜欢生活的美好。

其次，平等、宽容。

再次，懂得爱。我希望学生从选文中懂得爱，平等的、天然互动的爱，而不是单向度的晚辈对长辈的“孝”或长辈对晚辈的“慈”。你可以对妈妈说“我爱你”，妈妈也可以对你说“我爱你”，但你不能对妈妈“慈”，妈妈也不能对你“孝”。后两者是单向的、不能流动的，像一条河流进了罗布泊，慢慢干涸成沙漠，而不是浩浩汤汤的大江大海。

问：您最后成书大概会有多少篇目？

冉云飞：四五十课吧。这个需要大量的阅读。不能只囿于四书五经，集部和各种笔记史料都要读，才能选出好的课文。我的理念是：想舀出一碗水，你必须拥有一桶水。你不能自己只有一桶水，却诈称给一条大河，这就是目前到处流行的心灵鸡汤，包括古诗文教育中也不少。

四九年前与后之语文教材都含民族主义，但动机有别

问：我们知道国内近几年有一股民国课本热。而您比较研究过中国百年来语文教材之变迁，在您看来，今日语文教材之主要问题是什么？

冉云飞：其实在49年之前和49年之后的语文教材中，民族主义都占了很大的篇幅，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利用民族主义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还是有区别的。

比如文天祥的《正气歌》，这里面有高扬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其中反映的教育哲学，如果往极端的方向走就是国家主义。但这个出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教材中，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局势就是列强制约乃至侵略，尤其是日本，所以有一种紧迫感。你看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著名学者，很少是没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的。

但49年以后，我们国家已经处于一种没有战争的状态，这个时候仍然过分强调民族主义，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国家主义的兴盛。这时把《正气歌》收入教材，是怎样一种想法呢？我觉得是要仔细考量的。并且，国家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个人自由是排斥乃至有伤害的。以这样的教育哲学编出的教材，是不会去选那种像个人情趣之类的篇目的。

问：您有一本书叫做《给爱的人以自由》。那您认为古诗文教育和自由有关联么？

冉云飞：有的。传统古诗文中也有讲究个体化自由的，比如《庄子》中的消极自由。但这种追求的个体化自由并没有政治制度保障，偏于消极，偏于个人修行，并不能扩展到公共领域。和西方现代的政治自由不是一个概念。比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它只是一种理念，并没有制度化，帝王不听就没用，无法落实为有制度保障的政治自由。

问：现在提起中国传统文化，很多人就会想到唐诗宋词。那您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哪些内容呢？

冉云飞：我觉得传统文化包括地上文献（纸质的典籍、档案）、地下文献（文物）和生活方式（曾经存在过的、现在还流传的）。唐诗宋词仅仅是传统中最具传播性和象征性的一部分。

教育应放开竞争，私塾让市场来淘洗

问：近年民间教育日渐兴起又步履维艰。我们知道您在这方面颇有经验，您觉得理想的民间教育是怎样的，是官方教育的一种补充，还是替代？

冉云飞：教育这事儿在民国以前基本是没有国家统一的。国家唯一的统一，是通过科举考试的选拔方式。但是私塾，国家绝大部分是不去管的。除非像东林书院这种，被当轴认为讲课是在批评政府（其实政府也没有免于批评的豁免权）。所以那时教育之间充满竞争。尽管最后有个统一的考试，教育资源的竞争被弱化了，但终究比现在要好太多。

二十世纪随着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强盛，使得国家办教育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民间自己办教育是邪门歪道”这种理念已经被人广泛接受，这个必须改变。

去年奥巴马去美国某校开学演讲，而一个清洁工就对美联社的人说：凭什么要他来教育我的孩子？他有什么权力来教育我的孩子？

从本质上讲，我觉得我国家对教育当然要有所管理，但应该是最低限度的管，而不是什么都管。第二，教育要放开，允许自由竞争。缺乏竞争的领域都不会产生高品质的服务和良好的效果。当然，民间的私塾良莠不齐。但政府统了这么六十几年，教育质量就好么？而民间私塾出了点错误，政府就律令关闭，而不是指出其错误令其改正和发展。民间私塾应该让市场经济来选择和淘汰。

（冉云飞，男，土家族，1965年生于重庆酉阳，长居成都。著名青年学者，作家，杂文家。“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曾获全国及省级奖数次，有作品入选高中语文阅读教材，被媒体誉为是“民间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