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开创性的名著：当初正是由于它的面世，使整个史学界第一次开始认真面对儿童这一历来被排斥在历史研究之外的群体。其所以能引发如此震动，主要原因也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观点：“儿童”是一个在相当晚近的时代才建构起来的观念；也就是说，在17世纪之前的古代人并没有将“儿童”视为特殊的一类人或人生阶段，并不将他们与成人区别对待。只是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才“发现”了儿童。

对这个惊人的观点，作者自有一番论证。他指出，直到中世纪时代，儿童一直都是和成年人混在一起的，往往很早就离开双亲去当学徒--当时在西欧，童工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此后，学校教育逐渐取代学徒制成为主要的教育方式，儿童才开始更多和同龄人而非成人共处。不仅如此，13世纪时的西欧看不到一幅儿童肖像画，孩子也没有与成人相区别的特殊童装或饰品，儿童游戏和成人没多少差别，甚至童话，也包含着在现代人看来少儿不宜的性暗示和血腥情节，英国甚至还曾吊死三岁的孩子，不像现在一定年龄以下的少年犯都减刑乃至免刑判处。历史上长期居高不下的婴儿死亡率也使人们对婴孩没有太大牵挂。所有这一切，大致都要到17世纪才逐渐改变：孩子夭折不可避免的观念渐渐消失，儿童被视为有异于成人的特殊群体，需要得到特殊照料。

他意识到，这种社会变迁首先是一种心态的转变，人们是在教会改革趋势的压力下，“先发现儿童的灵魂，然后才是他们的身体”。也就是说，儿童不再是小天使那样虚构的圣洁形象，它相反就像“高贵的野蛮人”一样，成了一个未受玷污的、具有更多可能的身体。这不可避免地使成年人将自己的希望和理想投射到儿童身上。

要理解这一点，最关键之处在于儿童的社会边缘地位。事实上，历史上有许多社会边缘群体，既受到男性成人的主流社会忽视和排斥，又被他们寄托以希望和梦幻。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女性和儿童。这就解释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儿童是最保守的社会，许多在成人中消失已久的服饰、玩具、游戏，却仍残留在儿童之间，他们变成了“被成年人抛弃的旧习俗的收藏者”；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又被视为是最新的希望。他们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爱，又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束缚：儿童从此必须在学校里服从越来越严格的纪律。值得补充的是：“发现儿童”对现实中的儿童来说未必是幸事，由此而来的对孩子的关注与约束，某些情况下可能比原先的漠视或误解更糟。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隐喻：人们常常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带来了另一些新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对儿童观念的转变，实质上是更广阔的社会进程的一部分。如果结合《文明的历程》和《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生活史》两书来看，这一点就更为明显：随着宗教改革的推进和现代中产阶级观念的兴起，整个西欧社会经历了一次全面的价值重估，这使人们以“文明”的名义重新看待既往的社会价值。于是，在儿童面前提及性话题逐渐被视为会毒害其无辜心灵、认为孩子应同样具备理性和文明举止（且必须从小培养）、受洗和领圣餐这样原本重要的儿童仪式则渐渐被更世俗且更私人化的生日庆典所取代（不要小看这一点，庆祝孩子生日的习俗，直到18世纪的美国都大多不存在），对儿童的关爱和迷恋也不再通过和他们逗趣来表现了，而是“通过对儿童的心理探索和道德关怀来体现”，儿童教育和儿童心理学随之诞生。伴随着中产阶级父母与儿童之间家庭关系的进一步紧密化，整个家庭观念也出现了颠覆性改变：现代家庭是围绕着儿童重新构造起来的。这在现代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恐怕尤为明显。

这其中的问题在于：这些变迁虽然的确存在，但是否就意味着“儿童”乃是一个建构的观念？当然，这里说的“儿童”指的是现代的特定理念。如果这可以成立，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青年”、“少年”，也都是建构起来的了，因为现代的这些相应理念也完全不同于前代。概言之，这里对儿童史的研究，侧重于“童年概念”（conceptofchildhood）及“儿童对待”(treatmentofchildren)两大主题，其中隐含的一个预设是儿童与成人各自为独立的、截然不同的阶段，且呈现为二元对立，而非一个连续变化的状态。

观念的变迁都是在漫长时期中发生的“缓慢的革命”，这其中的争论在于各方是更多强调其中的断裂还是延续。固然赞赏此书观点者极多（在英语国家尤然），但反对者却也不少（特别是在法国国内），《法国文化史》第二卷就对此不以为然：“‘对儿童的发现’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今天我们都知道，所谓变化，它更多地发生于情感的表达方式上，而非情感本身：比较16世纪和17世纪的孩子，前者不比后者更受忽视，后者也未见得更受宠爱。”也就是说，古代人并非不爱孩子或不知道童年之为一特殊状态，只不过其表达方式和现代有别而已。

围绕这一议题展开的争论，几乎可以肯定将长期存在，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个争议话题的存在，使得人们不断去重新审视这一重要问题。这说到底是一种理念史，因为“儿童”这一概念的形成本身，就是社会整体价值观变迁的一个重要折射。研究儿童史的熊秉真就曾在《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史学家刚开始‘发现孩子’的时候，注意的焦点其实还不在小孩本身，而是一些别的问题”，例如追溯时光中心态发展的历史；他认为这类研究及其价值设定，“代表一种相当鲜明的立场，就是昨非而今是，人类文明向呈单线行进”。

确实，《儿童的世纪》中的观察所针对是西欧社会特定的社会进程，甚至其研究本身都离不开线性进化史观，它对“儿童”观念的界定，如放在中国历史的语境中，就显示出极大的差异。如熊秉真所指出的，传统上中国人固然也不认为童年阶段本身有特别的意义，但对成人/儿童的构想并不以机械性年龄作划分标准，而且“视儿童为一群有别于成人的人物，或者认定婴童之幼年为一特殊之成长初期之阶段，是一早有的概念，决非近代社会的产物”；中国也没有童工/学徒的体制，相反明清士人家庭一向注重“亲长自课”。近现代中国的儿童观更为不同，照《儿童的发现》一书研究，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所设想的“儿童”形象，是将之视为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更多是寄托着对未来理想国民的设想，是一种充满政治性的话语，即所谓“少年中国”。“救救孩子”正是为了国家“救亡”。

不论如何，如果说“儿童”本身是一个随着特定历史进程浮现的概念，那么合理的推论是：它也会随着相应社会变迁而消亡。美国学者尼尔o波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早已提出这一观点：他认为随着现代媒介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界限再度变得模糊，现在的儿童可以从电视上接触到相当多的信息，心理上飞速进步，导致儿童独特性正逐步消亡，他担心孩子将自此丧失纯洁的童心。然而，如果说“儿童的发现”并非鲜明的事件，“童年的消逝”恐怕也未必会是一场彻底变革，说到底，每个时代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儿童和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