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节目《最强大脑》，把科学话题带入了公众视野。尽管节目设置过于渲染选手的“神奇”，舞台上像特异功能大集合，而且反复强调“最强”、“赢者将代表中国队出征”，在竞技性和民族情绪上做文章，也不大“科学”，但这是一次好机会，观众可以转变为读者，了解一下“大脑”到底是怎么回事。

《躲在我脑中的陌生人》（Incognito:The Secret lives of the Brain, 中国译本为《隐藏的自我：大脑的秘密生活》），是一本关于大脑的绝好普及读物。作者大卫·伊葛门(David Eagleman)，是美国贝勒医学院的神经科学家，他写了多部和神经科学相关的著作。这本书明晰晓畅，曾登上《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榜，也被亚马逊网站评为2011年度最佳好书。

书中讲到一个著名的事件：1966年8月1日清晨，25岁的查尔斯·惠特曼杀死自己的母亲和睡梦中的妻子，然后登上奥斯汀德州大学钟楼的顶楼，向路人开枪射击。到他被警察击毙之时，惠特曼已经射杀十三人，另有三十三人受伤。这起事件的惊人之处还在于：惠特曼在生活中看起来正常平淡，为什么会有这种疯狂之举？惠特曼本人也十分不解，事发前一晚，他写了一篇日记：“这些日子我实在不了解我自己。我应该是个理性、明智的普通年轻人。然而，最近（我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一直深受许多不理性的反常思想毒害。”

在日记中，惠特曼说自己要“一了百了”，因此这也是一篇自杀日记和遗嘱。他说，“如果寿险还有效，请为我偿清债务”，同时，他要求解剖验尸，来判定他脑中是否出现某种病变。

惠特曼的遗体运往停尸间后，法医锯开他的头颅，从颅腔取出大脑，发现惠特曼的大脑里藏了一个直径约两公分的肿瘤，这颗肿瘤被称为神经胶母细胞瘤，压迫到称为“杏仁核”的脑区。杏仁核牵涉到情绪调节，尤其是关乎害怕和攻击性。研究人员已发现，杏仁核受损会导致情感和社交上的困扰，包括无畏无惧、情感迟钝和反应过度。

写到这里，本书作者问道：得知这个结果，你对这场无目的的杀戮是否就此停留在感观阶段？如果惠特曼没死，你觉得他应该接受哪种刑罚？

在这之前，作者花了大量篇幅来说明：我们对大脑所知甚少——“这颗三磅重的大脑是迄今我们在宇宙间发现的最复杂物质”，当我们对此略有所知，就会发现，在大脑的复杂运作之下，所谓的“自由意志”、“理性”，都很值得怀疑。

比如说，作者以一个实验为例，这个实验要求男性受试者观看不同女性的面部照片，并按照漂亮程度排列。那群男性不知道，半数照片的女子瞳孔经过影像处理放大，另半数则否。而他们总是觉得瞳孔放大的女子比较漂亮，但他们说不出为什么。作者说，这是因为在大脑机能中，有某种作用知道女子放大瞳孔和性兴奋以及性意愿有关。

这是典型的演化心理学的分析：人们对于事物（比如对美、吸引力）的感受，历经几百万年的天择，都已经被深植入脑中，通常那都不是“自己的决定”。再比如，心理学家海伦·费雪(Helen Fisher)在近六十个国家研究离婚问题，结果发现结婚约四年会进入离婚高峰期。她认为这是人类演化的结果，四年刚好是生产、养育一个孩子的时间——由于双亲协力比单独育幼更能保障子女存活，所以体内和脑内会发出信号，维系三到四年的热恋期，随后热恋开始消退。

当然，作者强调说，这不是说选择和环境都不重要，只是演化、基因的作用可能远远超出人的想象，而大脑的运作，正如骑自行车，第一次骑车必须投入大量意识、心神专心学习，过了一阵，你的感觉和运动预测已经相当完善，骑车就成为潜意识动作。你没有察觉到自己如何握把、踩车、平衡躯干，这些动作都凭本能和直觉完成，正如大多数时候，大脑在自动操作，我们毫无察觉。

再回到《最强大脑》，能够心算高次幂和高位开方的周玮，被质疑“如何可能”。有网友推测，这有可能是通过训练，在脑中形成某种神经结构，由此他可以一眼看出算题的结果而不需要计算，就像围棋棋手可以设想三五十步，并比较出最佳步骤，这也是长期训练的结果。《躲在我脑中的陌生人》一书，也以国际象棋棋手卡斯帕罗夫为例，卡斯帕罗夫终生都在把种种棋步策略刻入脑中，因此他不需依循棋局步步设想，而是能迅速有效地察觉棋盘情势。

那么，在高度自动的大脑运作之下，意识有什么用？作者写道，意识的作用就在于第一次骑车，以及骑车出现特殊状况——遇到障碍或者链条断了。知觉反映的是感觉输入和大脑内部预测两相比较之后所得的结果。因此，当世界完全可以预测的时候，觉识不是必要的，这时大脑的工作完成得很好，只有在预期不符的时候，你对周遭环境才有觉识。

现今媒体关于大脑的描述中，有一种简化的危险，即简单明确地划出不同部位，表示哪个部位负责辨识脸孔、房子、颜色、躯体，哪个部位负责工具使用等等。事实上大脑远比这复杂。作者说，脑中满是辖区重叠、负责事项又彼此叠合的小型子系统，他用不同的分类法来描述这些系统——理性和感性的，长远和眼前的，左脑和右脑。他将此形容为脑内的多党制，不同系统互相竞争。作者推测说，意识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协调脑中的不同系统，做多党制的领袖。

讲述了这么多关于大脑的秘密，作者最后推到了法律问题。他说，查尔斯·惠特曼并不是孤例，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在罪犯中发现越来越多脑伤案例。抛除这样的极端例子，遗传和环境的复杂交互作用导致人们具有不同的视角、个性和不同的决策才能，现有的法律体系能否将这些都考虑在内，建立更合理的量刑制度？除此之外，现代科学的发展也能帮助罪犯改过，恢复一般人的生活。

只是，这里必须警惕政府对科学的滥用，比如著名的额叶切除术，这种手术让罪犯沉静下来，但是他们的基本神经权益也就被剥除了。作者相信，基于对大脑的认识，有新的矫正策略，不具伤害性，同时也能增强人们控制冲动的能力——假设很多罪犯的共同点是控制力薄弱。

这本书的第一章讲到了伽利略以来的科学发展，对于整个欧洲知识系统来说，这几项发现——天文学家发现地球并非宇宙中心、而无异于一粒尘埃，演化学发现人类并非上帝所造、而是动物演化而来，弗洛伊德提出潜意识、心智有如冰山、绝大部分隐匿不显——都是撼动性的，人类一再失去确定性和中心地位，理性、意志越来越不可靠。神经科学的发展，也走在这条路上。但是，认识到人类的渺小、不确定，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复杂和未知，比起“最强”的执念，或许更是一种乐观有益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