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学校有一块预备修游泳馆的地，闲置了好几年了。

今年秋天，不知吹了什么风，不少女老师相邀着在上面拓荒种菜了。

于是，闲暇时，关于菜，就成了她们新的热门的话题了，妻子终于按捺不住了，也想着小试身手。

那天，妻子买来了一些菜籽，萝卜、辣椒，小白菜，还有荠菜，她满脸兴奋又略带神秘地告诉我要种块菜地。

种菜？挺新鲜的。但我心里却先暗自笑了：且不说，要吃上那菜地里长出的菜不知道要到哪个猴年马月，单说即使顺利，捱到能新鲜下锅的那一天，也最多吃个一两餐，还不能大口吃，——纯粹一伙孩子办家家。

妻子让我一块去挖土，我没去。她倒是兴致盎然，推门出去了，走前还不忘换了一条待洗的黑色运动裤，煞有介事的样子。

我心里笑得更厉害了。

家里很静，电视里正直播着美国NBA常规赛，人狼大战（湖人对森林狼），难解难分，我一时心不在焉，脑海里杂沓着一些关于菜地的往事。

我出生的年代介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四清运动之间，属于建国后物质最匮乏的那段岁月。我是冬天生的，和着棉衣棉裤四斤半，妈妈比划着说，那手呀像干瘪的豆角，额头上三条深深的抬头纹，就像一个猴子。外婆抱着我，泣不成声，“哎呀呀，我个崽，怎么长得大呀”！我妈妈没有奶水，只好给我喂米汤，半调羹米汤要匀出三四口。一个月后，每天吃着外婆给我推的米粉，外加一个鸡蛋，妈妈说，我从第二个月起，每天长一两，一个月长三斤，这个速度一直长了三个月，共九斤，我仿佛发面团一般，又白又胖了。

那时我妈妈在供销社当营业员，我爸爸在公社当干部，公社建在一个山腰上，面朝一段上坡路的家属住房后是一片纵深无比的山丘，山丘上是成片的油茶林，我外婆带我之余在茶林里种了几块菜地，平时两个读小学的舅舅帮着打理。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菜地给我们这个家庭提供了难得的丰富的滋养。

一个夏天的周末，外婆把睡着的我安顿好，便和两个舅舅到菜地里忙碌去了。外婆担心我被蚊子咬，便用一块油布盖在我的摇篮上，油布接口处留着一条缝。说摇篮，其实就是一个大箩筐，箩筐的沿插着几根扭成拱形的小竹竿便是蚊帐竿了。

忙了一阵之后，我大舅突然说要来看看我，便火烧火燎地赶到屋子里，这一看不打紧，一看，我大舅登时便吓坏了。原来，中途我醒了，手脚乱动，不知怎地就把油布弄下来了，整个儿捂住了自己的脸。当大舅撩开油布，我已经两唇乌紫，气息微弱，都哭不出声音了。大舅没了主张，连忙抱着我去找我外婆，外婆一看，除了哭，也没了主张，抱着我，颠着两只裹过的脚，高一脚低一脚地来找我妈妈，两个舅舅吓得手脚无措地跟在我外婆后面。

还好，当找到我妈妈的时候，我已经渐渐地恢复了元气，嘴唇也由乌转红了，两只眼睛也能骨碌碌转了。我妈妈说，我看到她的时候，眼睛里涌动着泪光。我参加工作后，我妈妈旧事重提，我说太夸张了吧，她一口咬定，是真的，母子连心啦！

听我舅舅说，妈妈为这个事和外婆吵了一架。

至于后来那片菜地还种了没有，我没有细究。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爸爸作为“当权派”挂过纸牌子，戴过高帽子，还好，没有被打过。听我妈妈说，一次，我爸爸被抽斗，我妈妈不放心，去看，她的同事开玩笑唬我，让我在我爸爸被斗的时候喊“打倒何ΧΧ”，不然就要抓起来。看到我爸爸挂着牌子站在台上被斗的时候，在妈妈怀里的我挥动着小手，使劲喊着“打倒何ΧΧ！打倒何ΧΧ”，引得参加斗争会的熟人捧腹不已。事隔许多许多年，只要提起这段轶事，妈妈都会笑，眼睛里的泪花便会聚成珠子般的泪水伴着那笑声落下来。

那段岁月在我儿时的印象里少了些苦痛，多了些快乐。

最值得回味的是六九年短暂的下放，——我爸爸妈妈的下放不属于知青系列，是“五七”干部。

我清晰地记得那次搬家的情景。

是冬天的一个上午，公路两边的树梢上垂挂着细细的冰溜子，歇息的闲田里屯着浅浅的水，水面上有一层薄薄的冰，不时有隐士般的白鹭踩着高跷在捂着白帽子的稻草垛子边觅食，你吆喝一声，它们便机警地飞起，在空中跳着迷人的舞蹈。

下放的村庄离我爸爸妈妈工作的地方不远，三五里的样子，有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清水。一前一后，两辆板车，车上垒着我们家全部的家当，前面的车上坐着我妈妈和我两岁的妹妹，我妈妈怀着我弟弟，腆着一个硕大的肚子。六岁的我和八岁的姐姐扶着载有我妈妈和妹妹的板车一路步行。在前面拉车的是我爸爸，后面是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中年大胡子。

整理东西的时候，已经是上灯时分了，临时用麻绳浸在一个白色的小碟子里做成的茶油灯，立在窗台上，映着满是蜘蛛网的镂花的窗棂的影子在屋子里晃动着。

据说，这以前是一个大地主的院落，结实的方木大门两边有两个方方正正的磨得光可照人的石墩子。我们家被安置在进门的左边，两间横向连着的屋子，后门对着一片散落着断砖碎石的空旷地，空旷地与公路的连接处，是一排红砖砌的牛栏。对面的农家我没有印象，倒是对与这家邻居紧挨着的全是青苔的天井对着的门前堆着无数梱柴火的那个沉默的老女人有点印象，听人说，她是这幢房子的女主人，是地主婆，一提到“地主婆”我就会不寒而栗地想起那个狠狠地砍了雷锋三刀的巫婆般的恶女人，所以看到近在咫尺的“地主婆”默默地出门来抱柴火的时候就会远远地避开，但在那里生活的那段时间，她终究没有做什么坏事，倒是我们家下放结束回单位的时候，我在送别的人群里看到了这个人，她远远地站在后面，满头白发在微风中飘着，深陷的皱纹中一双更加深陷的空洞的大眼睛。

对了，还没有说菜地。

下放不久，我外婆也来了；又过了不久，我有了弟弟。

我们家紧挨着清水小学，小学很简陋，一竖一横两排教室，教室前是一块平整的黄泥巴操坪，教室后面是油茶山，我们家的菜地便在教室后面那平整的洼地里。我没有见过我妈妈下田，甚至也没有见过我爸爸下田。只是当窗外的天还蒙蒙亮的时候，便听到我爸爸的粗门大嗓子，“开工了呀！哦嗬——，开工了呀！”

菜地，给了我们许多快乐。

把坐在木脚盆的弟弟托付给外婆后，我和姐姐妹妹便跟着头上还系着白帕子的妈妈来菜地了。菜地里就是些常见的蔬菜，葱蒜辣椒茄子黄瓜冬瓜小白菜长豆角，菜地旁边，有一个人畜粪便和着草木灰肥垒成的小土堆，做底肥的；有一个妈妈时常叫我们注意的埋在地里的瓦瓮，里面沤着些浇菜的粪肥。

比如种长豆角吧。挖坑后，先埋上底肥，底肥上铺一层厚厚的土，然后将种子放入，上面再铺一层蓬蓬松松的碎土，轻轻地浇点水，就可以等着种子发芽了。妈妈负责下种，我和姐姐去公路边的小渠里抬水，上坡时，姐姐在后面，尽量把吊着桶的绳子往她那边挪，我们把水抬到菜地时，只剩下大半桶水了；妹妹挎着篮子在菜地边上“拔草”，小脚丫子往往把整好的菜地踩得四处狼藉。妈妈倒也不生气，还逗着问妹妹采草干吗，妹妹歪着头，自言自语道：“采草给啰啰恰。”啰啰，就是小猪；恰，方言，吃。再问，为什么要喂啰啰，答曰：“这个猪干起好像根棍子样。”

直到我妹妹做了妈妈之后，我们都还拿这件事取笑她，我妹妹就说笑着反驳：“本来就是的！”后来我想，“骨瘦如柴”这个成语，最初就应该是哪个孩童的一句“干起好像根棍子样”的比喻点拨了某个文人的灵感，经他一改，便雅成了“骨瘦如柴”。

最难忘的是菜地里的黄瓜了，从瓜秧落地起，就开始盼，盼到粗糙的藤蔓爬上相互间用绳子连着的树杈，盼到藤蔓的小芽开出黄色的小花，盼到小黄花的下端长出一个毛绒绒的小肉球，盼到小肉球慢慢长大成带些细刺的小黄瓜。每一点细微的变化，哪怕是新长出的细嫩的呈弯曲状在空中无依无靠的触须，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有一天，下着小雨，我从菜地回来，满脚的泥泞，预备到学校的食堂去洗洗，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小孩子由大人领着，多数穿着破旧但干净的衣服，原来是报名开学的日子。

一位三十开外的男子坐在一张课桌后面忙着接待，边询问，边登记。

闲了，便问我“小何，几岁了”，我说“六岁”。他便把我的情况登记在册，然后开了一张单给我，说“明天拿这个条子来领书”，我便这样读了一年级。

当树叉上挂满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黄瓜时，那种诱惑可是难以抵挡的，我常领着妹妹去菜地摘黄瓜，有时急了，也懒得拿回来洗，随便在衣服上蹭去黄瓜表皮上的小尖角，就往嘴巴里面送，我一口妹妹一口，直吃得嘴甜腮香，心满意足，我想不出还有哪种味道比那种味道更让我神往了，就是到现在，一向不喜欢吃水果的我偶尔也会洗根黄瓜咬在嘴里嚼着，那样子有点不雅，只好背地里偷着吃。

如果机会好，我爸爸收工回来，手里会提着几条用狗尾巴草栓着的鲫鱼或泥鳅，要不就是从裤兜里揣一两捧田螺来，外婆就会说“去，去土里扯几根葱，摘几个辣椒”，我和妹妹就一溜烟跑向菜地。

那是我们一家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了。读大学后，一想到我们家下放这段情景，我总会固执地想起郁达夫的一篇小说的名字，《春风沉醉的晚上》，虽然意境完全不合。

一年后，我爸爸妈妈就被组织调上来，我们寒苦但温情的农村生活结束了。

随后，我们随父母辗转迁徙，江右的金龟、塘屋，江左的碧塘、马田。

我们县城有一条江，叫便江，人们习惯于在地理上，把全县划分出江左和江右来。

每到一处，我妈妈都会整出一两块小菜地来，种些时新的蔬菜。

八十年代初，我妈妈进了县城，在县轻工业局做出纳。县城的土地金贵，能种菜的地方很少，于是我妈妈便在公路边种了几兜丝瓜和苦瓜，因为合种在一起，丝瓜有点苦，倒是种在两个木箱子葱挺好，早晨下面条的时候便摘上一两根切成细末撒上，浅浅地漂浮在汪着油花的面汤上，清香葱绿，让人食欲大增。

后来，轻工业局拆并到工业局，工业局又与煤炭局合并，两块牌子一个单位，统称为煤炭工业局。山不转水转，我爸爸妈妈又转到一个单位来了。

我们也就搬到了离县城两公里许的县煤炭工业局，家属取坐落在一个推平的山顶山。我们的住房后面是一排杂房，杂房后面的斜坡上多是菜地。

那时我在师专读书，每次回家，如果是薄暮时分，都会见到我妈妈在菜地里忙碌，和她一样忙碌的全是院子里的女人们。还没有下山的太阳依旧灼热地照着菜地，各式叶子菜瓜菜在阳光下发着绿油油的光，那情景，颇有点像当年延安大生产的旧貌。

这时候的忙碌，那还是小打小闹。

我妈妈真正开始“职业种菜”，是在九十年代初她退休之后。

杂房后面的斜坡其实不适合种菜，土层很薄，又蓄不了水，当年推山时遗留了无数的小石子裸露在外面，倘若一锄头贸然挖下去，还会溅起火花来。

开始那几年，我妈妈的一个热门词汇是“开荒”，硬生生好不容易在小石头堆里弄出一小块菜地来，一下雨，水土又流失了。为了保持水土，我妈妈便用大块的石头磊在菜地的下端，我爸爸帮着打下手。为来这些菜地，我爸爸妈妈没少拌嘴——

我妈妈说：“看你啦，哪里像个做事的！讲起来什么都会，做起来没有一样！”

我爸爸说：“要你不要做，不听，做累了就发气。妻不贤，子不孝，无法可治！”

这时我已经在外地教书，一两个月回家一趟。最常见到的情景就是，无论天晴落雨，身材矮小的妈妈，总穿着一双雨胶鞋，戴着一顶软绵绵的草帽，满头大汗地穿梭在菜地里，拔草，松土，施肥，浇水，烧火灰。

种菜的人们暗地里较着劲，比试着谁家的菜长得好，长得好的大家当面啧啧赞叹，长得不好的便私下里评头品足，还会由菜品说到人品上去——

“你看啦，这哪像个菜？吃现的吃惯了！”

“日日打牌，哪里管菜？细把戏都不管！”

有时我也见到妇女们在菜地里吵架，缘起往往是菜地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说她把地里的小石子丢到了我的菜地里，她说你把她辛辛苦苦拣来的茅草抱去了一大梱，男人们便会劝架，结果反招到各自女人的一顿臭骂，男人们就只好无奈地摆摆手。

有一次，我听弟弟抱怨。家里的冬瓜吃不完，又不好储存，便借了一辆板车拉着好些个到街上去卖。我妈妈开始就找熟人说好了，一块钱三斤，市面上的零售价是五毛钱一斤。可是当娘儿俩一头大汗拉到别人单位时，人家说要不了这么多，要砍价，结果一块钱四斤就给贱卖掉了。弟弟气鼓鼓地说：“要她老人家不要种，偏不听！拖着板车到街上走，丑死人，碰到熟人还不好意思，忙了大半日，腰也累断，就赚到五十来块钱，还吃不到两包好烟！”

妈妈自有她的理由：“五十块钱也好咯！不偷不抢不贪污，丑人？丑什么！”

我们家除了种菜，还挨着杂房打了一个葡萄架，葡萄的藤蔓结结实实地把杂房的顶板扣住了，杂房里有一头大肥猪，还有十多只鸡。我爸爸给大肥猪取名“蠢猪”，每次喂食便大声喊：“蠢猪呀，开饭了！”“蠢猪”就是拱着丑陋的鼻子嗡嗡几声，一双被挤成一条缝的眼睛发着惺忪的光，然后一骨碌爬起来吃潲。人怕出名猪怕壮，“蠢猪”终究成了碗里的菜，光它肚子里的肥厚的板膏炼出的油就足足盛了两大坛子。

第一次带女友回家，家里没人，一问，在对面的山上。穿过那扇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围墙上凿出的门，远远地就看见那片新翻出的地里有一个坐着的背影，是我妈妈，不远处，是我爸爸，他弓着腰在踱步，大约是在巡视着那些漏网的花生。

我妈妈身后逶迤着一路已经摘去花生的花生杆，尚未采摘的那些，根须上都结着密密麻麻的玛瑙一般的花生。

见我来了，身边还跟了一个有点羞涩的女孩子，妈妈有点猝不及防，撑着膝盖站了起来，搓掉手里的泥巴，说：“哦嗬，也不打个电话来。走，到屋里吃开水去！老何呀，你把这一点搞完罗，我先到屋里去。”

“你这幅样子哪里像国家干部？跟农村妇女差不多。”我开玩笑说，其实是在掩饰自己在女友面前的尴尬。

“你不要看不起农村妇女呢，蛮多人会做事呢！”妈妈又转向女友，“干部也要吃饭罗，你说是吧？”

“勤劳致富，劳动光荣嘛，还当师范老师，这点道理都不懂。”爸爸笑呵呵地说。

最开心的时候，大概是，我妈妈让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带菜的时候了。姐姐妹妹已经成家，隔不了一两天，我妈妈就会捎些蔬菜给她们。坐公交来回要两块钱，每次我妈妈都走路。我们家喜欢吃酸菜咸菜，家里的坛坛罐罐总有十来个吧，我每次回单位，总要带上好几样。

“妈妈，你老人家做的咸菜全国有名！”我对妈妈说。

“怎么？还没有这样险！”我妈妈说。

“我好几个外省的朋友，还有很多外省的学生，广东的，海南的，福建的，江苏的，云南的，都喜欢吃你做的咸菜，还要学艺！不简单，全国有名！”我说。

我妈妈便笑得合不拢嘴了。

应了那句古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几年后，煤炭局和工业局又分开了，煤炭局还是煤炭局，工业局划并到了经贸委。我们家搬到了新选址的煤炭局，紧挨着便江。局前面是一条街道，后面隔着一堵水泥围墙是一条马路，然后是劈了一角的大山。

马路与围墙之间横着一条沟渠，旁边闲出来一点点土地，它便成了居民们的菜地，我妈妈抢占先机，整了两块，种些辣椒茄子丝瓜，但常常被人顺手牵羊，我妈妈气不过，说这些人没有道德，搞贪污，没事就在阳台上看，但大白天，一次也没有逮着。

我爸爸倒是大度，说：“别人吃点有什么关系？物质不灭嘛！”

我妈妈就会反唇相讥：“你没有养过崽，当然不晓得心痛咯！”

我妈妈还到对面的一个山洼里开了两片地。我常在阳台上看见我妈妈挑着一担满是家肥的粪桶，侧着身子，蹒跚在那蚯蚓一般附着在那斜坡上的小路上，粪桶一高一低地，远处的青绿，近处的褐黄之间，是我妈妈身着白色衬衫的有些佝偻的背影，心里便有了一些说不出味道了。

后来，对面山上开始放炮，断断续续放了两三年，然后就矗立起了一排八层高楼。水泥围墙也换了几拨，开始是换成铁栅栏，铁栅栏拆了，往后退了两米，换成了不锈钢护栏，栏杆之间的每个大理石镶面的方柱子上还顶着一个圆形的装饰灯。

以前冷清的马路渐渐热闹起来了，超市，歌厅，发廊，酒家，咖啡屋，溜冰场，相继而生。妈妈的菜地也随之淹没在这快速的发展中了。

有时我真感谢这种发展，不然我妈妈还不知道要累成什么样子！我妈妈真的老了，腿疾让她上下三楼都要把着扶手休息好一会儿。

年后从老家回来，去看了一下妻子的那片菜地，一米见宽，三米来长，可数的几兜生菜油麦菜居然昂然地挺立在贫瘠干涸的菜地里，迎着有些寒意的风瑟瑟地颤动着，虽然不够茁壮，但挺精神的，我的心也顿时颤动起来，连忙拉起皮管，拧开水龙头，给它们浇水。

我打定主意，一会儿把妻子女儿喊过来一块儿把玩，就权当是——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习吧。

2013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