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张面孔时隐时现地漂浮在我的眼前，他曾经是那样的清晰，不过现在却开始有些模糊了，就像从尘封的柜子里翻出的旧书信。

我得赶紧写上几笔，若干年后，在某个雨后的晚上摇着蒲扇纳凉的时候，依然能够清晰地想起他，和那没有来得及兑现的许诺。

虽然他只是我的一个同事，一个共事不到一个学期，满打满算也就有过几次浅交的同事。

他姓施，我唤他“施爷”。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年级组会上。当年级组长笑吟吟地介绍他的时候，他在同事们礼节性的掌声中有些腼腆地起来了，欠了欠身，露出几颗泛黄的牙齿，看起来四十五六岁的样子，稍稍显出了中年人的富态来了。他一来就接手高三数学，顶高二下期后学校一位算得上元老之一的数学老师主动辞职后留下的空缺，多少有些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豪壮的，我于是想起了他的祖上，文有施耐庵，武有施琅，他至少该有那么两把俗称“刷子”的东西吧。

也不知怎的就熟悉起来了，偶尔没烟的时候，我还会没脸没皮地去楼上的办公室向他讨上两支，他就会忙不迭地掏出他的“蓝白沙”抓一把放在我手里，我当然会坚拒，只要一支，最多两支。俗话说，救急不救穷，接多了，下次就不好意思开口了，呵呵，这也许就叫可持续发展吧。之后呢，我们便会在走廊尽头隐蔽的犄角处吞云吐雾一番，聊聊新闻，聊聊学生，聊聊孩子，聊聊女人，当然，聊得最多的恐怕是老家。他说他是湖北的。

“哎呀，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哎——”我故作惊讶道。

“你看我几个头？”他吐出一柱烟来，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说。

那天，去外面改卷，什么名目的统一考试，忘了。我们到的时候，还寥寥数人，阅卷室的门也还没开，阅卷老师们三三两两地围在校园里的那个池塘边，说着闲话。没有多少水的池塘里，满是狼藉的枯萎了的荷叶荷梗，有点落寞，有点肃杀，深秋了。

他拉我去吃早餐，我说“吃了”，他说“再吃三五个”。我等他的下文，没有。三五个？饺子还好，倘若是包子呢？我觉得挺有趣，说话说半句，是设置悬念？悬念，文学里有的是，数学里有不有，我就不清楚了。

穿过马路中央的绿化带，来到一家福建小吃店。他点了两笼饺子，外加两个炖盅，一个乌鸡人参，一份排骨党参。我才知道，他的“再吃三五个”指的是饺子，我舒了一口气。小吃店旁边是一个火车票代售点，还没有上班，但售票窗口前已经排了一条长长的队，应该都是些想赶在春运前就回家过年的人们。

“回家吧？”他问。

“回，你呢？”我说。

“还是你好，这么近，个把小时吧，高铁。”

“你也方便呀，武汉也就4个小时。”

“我准备开车回，伤脑经，现在还没找到伴。”

“伴？”

“开车太寂寞哒，一个人，十四五个小时。”

“哦，老婆孩子不在这边？”

“没有，老婆在家里上班，孩子大学毕业哒，也在那边。”

他告诉我，他都出来十多年了，每年寒假暑假外，难得回几趟家。“那边”工作没丢，每年回家也要去拜拜码头。年龄大了，心挂两头，没有了年轻人的毅然决然了。

他说话声音不大，语速也慢，给人一种漫不经心的感觉。只是，话语间，会有一种让人很容易就捕捉到的人到中年的冷暖自知的苦涩和无奈。这是一种漂浮的感觉，就像他离开后，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漂浮在我眼前一样的这种五味杂陈的味道。

每年，学校集会到得最齐的当数寒假前的“校园春节联欢晚会”了，晚会还在音乐声中预热的时候，礼堂里就已经座无虚席了，靠墙的过道上都站满了人。电视台的贺岁片，小学部的小品，生活部的大红舞，中学部的“田高音”，还有艺术组的个人秀，都是值得期待的。固然，最值得期待的或许是节目间歇中的抽奖环节吧？伴随着光彩照人的节目主持人激情飞扬的渲染，当官阶由低到高的领导同志逐一上台揭奖时，奖品的金额也随之由小到大地往上蹿着。在一阵一阵的惊呼声中，台下的情绪起起落落，直到最后一个大奖的揭晓。

我挤在最后一排座位的后面，前面是黑压压的攒动的人头，相机的闪光此起彼伏，灯光璀璨的舞台上，和着震耳的音乐正飘扬着猎猎的大红绸子，如花的笑靥涌动着，绽放着。

有人拽了我一把，是他，施爷。

我们随意地坐在礼堂外大理石的台阶上，台阶有点凉，有点润，时令虽然是冬天了，居然还有点夏秋之交的那种夜凉如水的感觉，煞是惬意。

天上飘着几朵淡淡的云，月亮很圆，周围有一圈昏黄的光晕。两颗高大的木棉树静静地立在我们前面，有风，微风，树冠上依旧茂密的树叶轻轻地晃动着，地面上便有了柔和的迷离的疏影。

“明天可能会下雨。”他自言自语道。

“也许吧，你看这月亮。”我接过他的话。

也许是没找到话题，也许是只顾消遣这难得的闲暇，好一阵子，我们谁也没说话。

“真的，老何，我给你讲个故事，你把它写下了咯。”他突然说。

“你别笑我，我那是闹着玩的。”我有些不好意思，心里倒是有点自得，——他之前就好几次有意没意地点评过我的小说，多有溢美之辞。

“是真的呢，我碰到一个蛮好玩的事，写下来，一定有点意思。”他说。

“真的？那你说说看。”我也认真起来。

他说，两个星期前，他在58同城网发了一个帖子，想年前邀请一个或几个人坐他的车去武汉，免费，吃饭AA制，他觉得一个人回家太寂寞了，十四五个小时，难熬。

不久，就有人给他回了贴。对方告诉他，不坐他的车，而是坐对方的车。对方说，他们是一家三口，刚买了车，因为驾照也是刚刚拿到，手生，不敢开长途，想让他帮忙做司机。为表诚意，对方还留了手机号码。他们在网上聊了几次之后，对方邀请他去见面，地点在鹭江一地铁口。他本来想自己定地方的，鹭江一带他不熟，但对方先他定了，他不好更改，那样会给人一种不信任感。

于是他去了——我不知道他动身前是不是有点忐忑，将心比心，我想应该会有的，毕竟有些唐突，网上的东西虚虚实实，谁敢全信呢？

他在约定时间的前一个小时就到了。因为没有发过照片，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鼻子和眼睛。他选了一家咖啡屋，隔着窗玻璃，正好可以看到地铁口的那一片景观。他要了一杯咖啡，两碟点心，观察着地铁口的动静。他说这些的时候，我脑海里呈现出这样的画面，那位装束有点像修女一般的系着白色小围裙的小姑娘怯生生地问他“几位”的时候，他一定有些许尴尬，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就一位。”因为咖啡屋这种地方，在敝人看来，要么是小青年谈情说爱的地方，要么就是老男人充知识阶层讨好小姑娘的地方，一个中年汉子独自去喝咖啡，总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唯其如此，才会有流行歌曲里说的那种缠绵与伤感：“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禁不住慢下了脚步”。

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是事前做足了功课的。他说如果看到对方是红头发黄头发之类的，他就立马走人。还好，当他在地铁口穿梭的人流里，看到一个四处张望的人时，他仔细地打量了好一阵子，那人三十五六岁的光景，中等个子，穿着很休闲，头发还没他长，是个小平头，他即刻就判断出这应该就是那位先生了。于是他拨通了对方的电话，果然是他。他告诉他，他马上到，让他等一会儿。他扔下还没用完的点心，结帐走人，快步来到一棵榕树下，然后款款地向对方走去。顺便说一句，他留了一手，没有把自己的号码告诉对方，刚好对方也没有向他要，这样，一旦发现情况不对，也好及时退步抽身。这正是他的狡黠之处，防人之心不可无呀。

几句寒暄之后，直奔主题。一说，巧了，他们居然是一个县里的，老家相去只五六十里。激动之余，双方不约而同地操起了乡音，又不约而同地掏出了各自的身份证让对方“验明正身”。乡音，顷刻间就把他们的距离给拉进了。他俩自报家门，对方姓张，来这边也不少年了，现在一家公司搞平面设计。张先生热情地邀他去喝酒，他说算了，下次吧，还要看晚自习哩。张先生喊了一台的士，来到一个小区，又领着他去看那车，是一台广本的越野，黑色的。张先生再次留他吃饭，还说再叫上两位老乡陪他；他说以后吧，因为刚到一个新学校，不好。说着，便要告辞。张先生说，你开我的车去吧，还从车里面取出一包烟和一瓶水塞给他。他也不客气，径直把张先生的车开到了学校。上车前，他把车辆的里程数抄在纸上递给张先生，张先生不肯看，连连说“施兄，你这就见外了哒”。

“回来时，我觉得蛮好笑，我总是把他的‘施兄’误以为是‘师兄’哒。”他说。

车在学校停了有好些日子。因为车库有限，他只能露天停放，任其日晒雨淋的，他于是多了一份杞人忧天的烦恼，怕折断的树枝砸到了车，怕某个意外刮花了车。其实他的车和别的老师的车一样，都是这样放的，也没见谁的车受损严重，偶尔见到校园网的“回音壁”上有心痛的车主爆料自己的车哪里哪里被划了，呼吁加强管理，他微微一笑，觉得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了。可是这是别人的车，新车，就仿佛别人的孩子，他做了保姆，万一有个闪失，真是不好交差啊。他理解刚买车的人对自己爱车的那份珍惜。

于是，他把车开了回去，心里的挂碍也一并放下了，还顺便喝了一顿酒。

他爱喝酒。那天年级组搞活动，他喝得有点高。电话响了，是一位小学老师打来的，说不小心把他的车蹭了，商议善后。他舌头打着结，说：“人，人没事吧？”

我觉得这个徐徐展开的故事确实“有点意思”，它是陌生人社会里的一抹暖色。

挖掘起来，可以表现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当人与人的关系渐渐被剥离为单一的交换关系的时候，人们内心世界的纠结、挣扎与呼唤；可以表现世俗的物质诱惑与向善的精神追求之矛盾冲突中，人们如何一步一步由防范、试探到接纳、信任的心路历程；可以表现现代社会人口流动不可逆的趋势下，地域文化间的疏离、冲撞、包容与认同……

于是我告诉他，下次他从老家回来，和我好好说说他们去的来的，还有他们过年交往的情景，到时找个地方去喝点小酒，把那张姓哥们也喊来。他说，要的哒。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听老师说，昨晚得大奖的老师中就有他，一张三千元的购物卡。这小子运气真好，初来乍到就得了一份不菲的意外之财。

在游泳馆前碰到他，我连忙给他道喜，让他请客。

“这就怪哒！我从来就没有得过奖的。”他把“从来”两个字说得很重，还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

年后补课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他。一问，走了；再问，炒了。

我有些惊愕，还好，即刻便平静下来。这些年，见多了从自己身边飘然而过的身影，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心也似乎变得硬了。

再见到他的时候，是在学校食堂。员工们在打扫卫生了，偌大的饭厅没有几个人，特别空，特别静。他穿着那件黑色的呢子大衣，默默地扒着饭。我有一种前去给他打声招呼的冲动，但终于没去。

“老施又来了？”我问一个同级的老师。

“他是来办手续的。”同级的老师告诉我。

我突然想起十多年前在老家时，一位领导动辄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现在不努力工作，以后就要努力找工作，心里便有了一种莫名的惶恐。

“施爷，走好。”我默念道。

201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