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谚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喊自己去。我妈妈信。
    我妈妈抗战那年出生的，今年七十四了。我妈妈说，她赚了。
    我妈妈退休后一直没有闲着。除了清扫浆洗之类的家务外，还喂过猪，养过鸡，种过菜，插过红薯，舞过剑，打过腰鼓，练过元极功，跳过扇子舞……
    天气好的时候，我妈妈会给我同在县城里的姐姐弟弟妹妹他们送去几条黄瓜，几个辣椒，或几扎空心菜什么的，每次都满面春风的样子。我离家远点，我妈妈便做些咱们湖南人爱吃的坛子菜让我带着。我们劝过无数次，让她别种地了，虽苦了一辈子，现在有份儿不菲的退休工资，该安享晚年了，我们也不缺这几个小菜钱。我妈妈不干，她笃信生命在于运动，心情还因此快乐，还有收入。
    于是，她干得更欢了。
    转眼间，我妈妈退休就近二十年了，精神尽管还算矍铄，但身体大不如前了。尤其是几年前得了脚疾，严重时，刺痛难熬，连上个台阶都要人帮着抬脚。郴州也看过了，长沙也看过了，广州也看过了，北京也咨询过了，医生众口一词，关节腱鞘破损，老年人常见病，除了换腱鞘，别无它法。那次在长沙附二医院，住院手续都办好了，临到手术前的一天，我妈妈突然改变主意，给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我妈妈说，还有几年活？遭这么大的罪不算，到时瘫在床上害后人怎么得了？
    平常走路，我妈妈都一瘸一跛的，户外活动自然就成了奢望。这下好了，一个长跑者，歇下来后总还要跑上一段距离，缓冲一下，过渡一下，认“生命在于运动”为圭臬的我妈妈连个缓冲过渡都没有，像那断头公路，戛然而止。开始时，还不时有几个老伙计打电话来询问病情，盼着我妈妈早点“归队”，后来渐渐少了，再后来就又听说有老人家“走了”。
    我妈妈本来话就多，按我爸爸的话说，每天要一万句话，见到路边的石头都要说上好一阵子；现在话就更多了，逢人就说，家长里短，细细碎碎，管你爱听不爱听。
    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谁也解不了这个套。
    前年春节回家，她絮絮叨叨对我说了两天，将自己的经历从头至尾说了个遍。说起童年事，边说边哭。我也边速记边哽咽，记了一万多字。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一些老人----当然是有成就的老人----总喜欢写回忆录，动辄万言，洋洋大观。这几年每次回家，我妈妈都要说那些听得我耳朵都要长茧子了的陈年旧事。我受不了她的唠叨，便找借口睡在宾馆里，但每次都内疚，难得回一次家，按理，是该和老人家谈些闲天的。
   
    年龄越大，越喜欢追忆童年，就好像历史越久的民族越津津乐道于那悠远的古代。
    我妈妈说的最多的就是她的童年；一说到童年，便会说到我的亲外公。所以加一个“亲”字，是因为我妈妈是随我外婆改嫁给我蒋姓外公时带过来的，顺手推船，便改姓为蒋。那是一九四四年，我妈妈七岁，已经记事了。
    我妈妈本来姓谭，言西早谭。改嫁后，外婆又生了三个舅舅：冬瓜、南瓜、西瓜。蒋姓外公是驾船的，常年穿梭在江湖之间，我满舅舅西瓜，几岁的时候掉到河里淹死了。
    对我亲外公的记忆，妈妈有一点，但很模糊：没有什么具体的场景，更没有鲜活的细节。
    我亲外公没有留下什么，没有照片，没有画像，甚至一点可资纪念的东西也没有，哪怕是一枚纽扣。我妈妈六岁的时候，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时年二十九岁。
    我妈妈说：“我爸爸是肺结核死的。他总是打牌，就着桐油灯，油烟熏起的。”
    我妈妈说：“我爸爸死的时候，我才六岁。你外婆改嫁，我就给别人做了童养媳。”
    我妈妈说：“我爸爸是印刷工人。屋里好多书呀，老书，《三国演义》《封神榜》都有。”
    我妈妈说：“我爸爸很标致，二十多岁，高高瘦瘦白白净净的，那一块地方有名。”
    关于我亲外公的信息，我从我妈妈那里得到的就只有这些了。这些信息多是我妈妈从我外婆那里得来的，我很难把它们串成有情节的生活画面。
    我妈妈说的“那个地方”就是她的老家：衡阳县西渡镇的英陂。
    我妈妈说，英陂还算个好地方，有山有水，有田有土。以英陂桥为界，分上桥村和下桥村。我妈妈的出生地是上桥村。
    做童养媳也许是我妈妈的说法，因为并没有举行过仪式，这种仪式在当地叫“交手契”，就是男方父母当着乡亲们的面给女方父母纳彩礼。男方长我妈妈几岁，是我蒋姓外公姐姐的儿子。我妈妈在我蒋姓外公姐姐的船上生活了一年多。我妈妈本来要叫这家的男主人为姑父，女主人为姑妈的，现在亲上加亲，还兼着婆家，当喊公公婆婆的。我妈妈很犟，索性什么也不喊，打死不喊。
    听我妈妈说，他们的孩子，也就是他们眼中的我妈妈未来的男人，很乖戾，阴鸷。
    船上的男人方便，大大落落地在船沿，或蹲或站，就近解决。女人不行，悄悄地躲在船舱里用瓦罐子接着。有一次，这人居然端着罐子将里面的秽物全都倒在我妈妈睡觉的铺盖上，清了大半天，臭了一条船；还有一次，我妈妈将一根针掉进了船板的缝隙里，这人让我妈妈找，针小，加之紧张，哪里找？这人便用一个铁铃铛砸破了我妈妈的后脑勺，鲜血直流，我妈妈用河水洗净，用盐捂住伤口，居然就好了。
    每每说到这些这时，我妈妈就一如既往地低下头来分开厚厚的头发让我们看那块隆起的光秃的像月牙一般的疤痕，照样会噙着泪说道：“嘚，你看啦，你看啦，我是命大，不然都不晓得死了好几次哒。”
    话匣子一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我妈妈总会情不自禁地将话题旁逸开去。
    一会儿说到在九岁的时候，负气而走，离开了她“婆婆”的船，只用一块布包了一套换洗的衣服----仅有的一套衣服，去找我外婆的船。因为她们是不同的船队，相互不通音信，一时找不着。我妈妈就踟躇在湘江边，累了，便坐在江边的一块鹅卵石上，茫然地望着滔滔的江水。我妈妈知道，外婆的船队有七八艘，运煤，只要有运煤船经过就能找到我外婆。但那天直到天黑时分都没有见到运煤的船队。天一黑，船队就靠岸歇息了----船家决不会在晚上行船的。正在绝望之际，还好，一个来河边挑水的中年人看我妈妈可怜，就领着我妈妈去了他家，和他女儿住了两个晚上。到第三天，果然就见到了我外婆的船队。我妈妈总说自己命大，这也是一个佐证。
    “做好事的人，总是碰得贵人到的。”我妈妈无不感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妈妈曾经说什么时候带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去找那户人家，答谢人家，但时间久远，记忆模糊，终于没有成行。这是后话。
    这次贸然出走，让我外公和我外婆大吵了一架，也是这件事，让我外公和他姐姐生分了。她们告诉我外公，她们找了我妈妈两天，急得一家人什么事也没做，还以为我妈妈又是掉到河里淹死了。在我的记忆里，我压根就没有见过我外公和他姐姐来往过。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是出现了别的变故。我妈妈清晰地记得那件事，说我外公领着我妈妈去他姐姐船上陪不是，无意中听到说自己是我外公的姐姐用七十个碗换来的。据此，我妈妈认为自己原来是给别人做了“童养媳”了。
    一会儿说到十二岁的那个夏天，船家例行上岸修船，换木板，抹油灰，打桐油，前前后后要个把月时间。一邻家船东看我妈妈一个小姑娘，长得也还漂漂亮亮的，却整天穿着一件蓝色的竹布衣裳，便生了怜惜之心。他让我妈妈将那些废弃在一边的烂船板上的钉子敲出来卖给他，给自己赚件花衣服穿。我妈妈敲了半灰桶锈钉子，换了三块钱，买了花布，做了件衣裳。我外公知道了，很生气，数落我外婆：“吃饭都冇的钱，还有钱做衣服！”邻家船东连忙出来打圆场：“不是啦，老蒋呀，是我让你屋里女儿敲钉子卖给我，我给了她几个钱。细妹子崽崽，也喜欢漂亮噻。”在我妈妈的印象里，我外公对她不够好。但在我们的记忆中，外公话不多，高个子，小眼睛，抽旱烟，爱打牌，七十多岁还去建筑工地上碎小石头挣钱，对我们挺好的。
    如果你不打断我妈妈，她能从天亮说到天黑，做饭炒菜都不停，还意犹未尽。“你老人家不要讲了，重三倒四，你老也损神啰。”我们这些晚辈们，谁也难有百听不厌的涵养。我爸爸往往也来凑个热闹：“哪这样大的神光！饭蒸三次不好吃，话讲三遍不好听。”我妈妈就会厉声道：“你不要插嘴啦！我养崽你不管，细把戏得病你不管……”我爸爸也许还会说：“那是什么年代？组织上要你走，你敢不走？修清山龙水库那些日子，几万人在工地上，蚂蚁一样，老百姓都不能走，你走得开？”我妈妈给惹急了：“你要搞工作，我冇的工作呀？那年搞四清……”我爸爸呢？连忙收口。
    一会儿又说到我外婆不让她打算盘，说女孩子会打断子孙，将来没有人敢要的。“哪里打断子孙？我跟你爸爸十年八胎，救到（长大成人）你们四个……”我妈妈说。
    我们也知道，我妈妈说这些，其实是一种抑郁情绪的释放。
    她有一个心结，一个一直缠绕在她心里的巨大的结，一个这辈子想必也解不开的结。
    她总以为，我亲外公的死，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如果我亲外公在的话，她不会这样被人撵来送去，不会这样受苦。她也会和别人一样，享受至爱亲情，在我亲外公的怀里撒娇。
    然而，这一切无法重来。
   
    还是和年龄有关。我妈妈年龄越大就越发思念我的亲外公了。每次清明前后，随我爸爸去老家给我爷爷奶奶挂坟回来，都会坐在阳台上发一会儿呆，自言自语道：“晓得我爸爸的坟么子样子了？”
    一九八一年我爸爸陪我妈妈去了一趟衡阳老家。他们从马田墟坐火车到衡阳西站，然后再坐公共汽车到西渡的英陂，我妈妈循着童年的记忆，边走边问，步行了几个小时，找到了上桥村。这个承载了她许多童年的欢乐与忧愁的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这个让她无数次在梦里追思与描绘过的地方。这是我妈妈离开故乡后第一次回来。
    三十多年了，是有点久远了。
    这次老家之行让我妈妈模糊的记忆渐渐地清晰了起来，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妈妈都兴奋地不厌其详地向我们说着点点滴滴的见闻，脸上总洋溢着幸福之色。
    我亲外公有三兄弟，老大有三个儿子，将一个给了我亲外公做寄名崽----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是在我亲外公生前还是身后发生的，我妈妈唤他哥哥，他家里比较拮据，种田之外，卖点蔬菜和鸡蛋。我妈妈在老家没有什么直系亲戚，这个哥哥算是最亲的了。我爸爸妈妈在他们家住了一个晚上。
    “那个桥还是那样子，好大的拱，我们以前还到河里去捉虾；那块坪也冇的么子变化，以前我们经常在那里堆泥巴噻；路呀，也是老样子，都冇修……”
    但这次也让我妈妈有点遗憾，就是没有找到我亲外公的坟。
    这一年正是我考上大学的那年。我是我爸爸这个家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我读大学前，家里曾兴师动众地去老家朝祖，那时出个大学生该算是光耀门楣了。后来我知道我也是我妈妈家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我不知道我妈妈是不是想把我上大学的这个消息带去告慰我那久在地下的亲外公。我不知道，我妈妈一直没说。
    转眼间到了九十年代了。有一段时间，县城里的老太太们流行问仙娘婆，传得很神。说有个乡的一个中年妇女突发高烧，连续高烧了几天几夜，吃药打针都不见好，一天突然就疯疯癫癫起来，说自己是天上的仙女下凡，嚷着家人给自己设个神坛，不依，就两眼直翻，口吐白沫，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家人只得按她的吩咐，给她设了神坛，果然就安住了她。据说她能沟通阴间和阳间，能够代替阴间的死者和活着的亲人交流，那声音，那语气，和死者生前一模一样，活灵活现。这其实就是古书里常见的“巫婆”。
    一天，我妈妈和几个老太太结伴而去。仙娘婆的家是建在一个半山腰，独门独户，绿树环绕，山下就是绵延的良田，一条河流贯穿其间，两岸屋舍俨然。我妈妈说，好多人挤在那间不大的显得有点昏暗的屋子里，仙娘婆端坐在一长藤椅里，眯细着眼睛，一脸瞌睡沉沉的样子，她面前的台案上立着两柱燃着的红蜡烛，一个啤酒瓶的瓶口上放着一个青皮鸭蛋，她脚边是一个火钵，满是灰烬的火钵里烧着钱纸。一个人问过后，仙娘婆突然一阵咳嗽，说：“姓谭的来了！哪个问呀？”“是我啦。”我妈妈很紧张，连忙说。“是姓什么？”仙娘婆说。“姓蒋。”我妈妈说。“姓蒋的不对，是姓谭的。”仙娘婆有点不耐烦。“不是啦，我本来姓谭，后来跟我继父姓了。”我妈妈说。生怕我亲外公的亡魂走掉，我妈妈赶紧问：“你在那边还好不啦？”“不好呀，我的坟，修路的时候铲掉了，车子过我好怕哦。”……
    这次问仙娘婆之后，我妈妈便在家里给我亲外公立了一个简易的神位，一个钉在墙上的竹筒管里每逢初一十五就燃上三柱香。每次上香，就会一边叩头一边念念有词：
    “爸爸呀，你老人家不要客气，想吃什么就自己拿，我屋里随什么都有。”
    “爸爸呀，你老人家去得太早了，冇享到福 。现在日子好过了，你老人家又冇在哒。”
    “爸爸呀，有机会的话，我去帮你老人家的坟修一下……”
    说着说着，就会落下几滴清泪来。
    后来我爸爸说，“国家干部家庭”还搞这些封建迷信，不好，惹人讲闲话。我们的几个孩子也童言无忌，说怕，就撤了。但我知道，我妈妈心里一直惦记着我那早逝的亲外公。
   
    这两年，我外甥女为我妈妈长了不少脸，让她开心。
    先是硕士毕业后招考到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工作，解决了户口和编制，接着找了男朋友，一个中科院博士毕业留院工作的帅小伙，紧接自己也顺利地拿到了化学所的博士录取通知书。今年六月，他俩在男方家举行了婚礼，约好八月初来这边办“回门酒”——其实就是在女方家举行婚礼，因为已经举行过了，按照我们乡俗，不能再称“婚宴”，以图吉利，人这一辈子毕竟不应该举行两次婚礼的。
    那天家人在商量这件事的时候，我妈妈说了句：“要是到我老家去一下就好了。”我妈妈的想法得到了一家人的赞同。
    “就是麻烦。”我妈妈说。
    “麻烦什么？难得！”我们说。
    可别提我妈妈有多高兴了。
    回门宴的第二天，我们家祖孙三代，一个不少，满满当当地挤了三台车，去了让我妈妈日思夜想的“衡阳老家”。在我们的观念里，老家，似乎只是我爸爸的出生地，“衡阳老家”被冷落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
    上高速时，我妈妈还打着瞌睡，车到衡阳时，我妈妈来了精神，她从包里拿出二十年前她的寄名外甥写给她的信——平平展展的，上面有具体的地址；一会儿指着路边的标识牌，说，“你看啦，你看啦，衡阳哩”，“西渡呢，西渡呢，前面就是”，一会儿，看着车上GPS显示屏上的地图，说，“嘞，嘞，英陂哩，英陂哩，变化好大，我都认不出了”，“好科学呀，随么子地方都有，新桥有吧”。
    汽车蜿蜒在山丘田畴村庄间那条通向新桥的窄窄的水泥路上，我妈妈坐不住了，不断向车窗两边探视着，自言自语道，“快了，快了，就到前面”，“来，这就是英陂桥，我细时候还在这里捉过虾公”，“这里还有条街？上次来都还冇的” ……
    小村突然来了这么多的陌生的面孔，很多村民都来围观。我妈妈忙着自我介绍，还是那几句现话，还是那浓重的衡阳尾音。
    “哦，是来朝祖的！”村民说，颇有些兴奋的样子。
    “是来老家看看呢，几十年了，我九岁就出去了……”我妈妈更兴奋。
    刚好旁边就有几位新桥的村民，一位热心的大叔领着我们去找我妈妈的寄名哥哥，他说他很熟。他趿拉着一双人字拖鞋，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松紧带短裤，一件白色的旧背心扎在裤子里。路面有两道深深的车辙，路边多是断枝黄叶和没有清理完的建筑垃圾。走过两幢两层楼的房子，便来到一栋有着骑楼的旧屋，我妈妈告诉我们，这就是她哥哥的房子，上次在这里住了一晚。
    可是大门紧锁，大叔说，不得走远，做事去了。屋后是一片开阔地，满是还没有开花的齐人腰高的棉花树，还有漫着藤蔓的西瓜地。大叔走得很快，大声地喊着我寄名伯伯的名字，船工号子一般，苍劲有力。右边是一条隔着树枝草叶能依稀看见粼粼波光的河流，这就是我妈妈说的湘江，其实只是湘江主干道的一条不出名的支流。
    我寄名伯伯八十过了，耳背，驼背----两年做事摔的。我妈妈一见到他，只是双手紧握，话都说不出来。在老屋坐了一会儿，我寄名伯伯领我们到刚刚走过的第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介绍说，这是他儿子的房子，儿子去深圳打工了，冇回，还养了一个崽，也在那边。于是来了很多我们不认识的亲戚，都是我寄名伯伯他们三兄弟的直系亲属。二三十个人挤在客厅里，吃着西瓜，抽着烟，拉着家常。
    我妈妈拉着我们四个兄弟姐妹以家为单位，由大到小，一一介绍着，重头戏当然是我外甥女一家：
    “来，这是我外孙女，这是我外甥郎，他们刚刚结婚，还冇养崽。嗨，他们都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北京，晓得吧？都是博士呢……”
    说得他俩怪不好意思的。
    我们来到我妈妈的老屋，是砖木结构，一共三间，岁月侵蚀，现在有些破败了。我妈妈指着屋前那块有点潮湿的小空地说，以前这是一个接雨水的天井，边上还有隔栏。于是又向我们介绍她小时侯的生活点滴，说着说着，就落下泪来。
    我们带来了香烛纸钱纸金锭，就在老屋前那块小空地的一个犄角傍烧了起来，我妈妈让我们四个兄弟姐妹一起帮着烧。我妈妈点了一沓纸钱，作了三个揖，大声说：
    “爸爸呀，我带起崽崽女女来看你老人家了呀！你老人家去得早，冇享到福……”
    薄如蝉翼的纸灰在空中弥散开去，我妈妈的眼泪又不断纤地滚落下来。
    听过来看热闹的老乡说，我亲外公那时是舞双刀的，经常比武，是被对手“打志”打死的。“打志”是传说中的一种阴功，大概就是符咒降灾。我妈妈伤心地哭了。
    因为没带礼物，我妈妈做主，我们晚辈凑钱，给我寄名伯伯三兄弟，每家八百。
    回来的路上，我妈妈好高兴，说：“我爸爸今天一定很高兴呢！我一个人出去，带来这么多子子孙孙回来。我爸爸也有后了……”
    不过，这次回老家也像上次一样，还是给我妈妈留下了遗憾，就是没有找到我亲外公的坟，她本来要去坟上看看我亲外公的。据我寄名伯伯说，坟培了土，但这几年他没有去，走不得，是他儿子去挂坟的，这次不巧，他儿子在深圳没回。
    尽管我们反复安抚着鼓励着我妈妈，但我妈妈还是说道：
    “这辈子恐怕是没有机会了。”
                                                                        2011-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