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向大家推荐这篇文章，源于绝大多数的学生及家长对这所学校的陌生。我的孩子今年以白云区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该校之后，很多熟人羡慕的说：“你的孩子真有出息，考上了中国科大，去北京读书了！”我说：“不在北京，在合肥。”“   哦？！是不是志愿没填好？”。儿子作为外校历史上第一个通过考试进入中国科大的学生，这所学校的名字才第一次出现在校园里的光荣榜上。这是一所怎样的学校？作为家长为什么要给孩子选择这所学校？——

    只有经历过高考选报志愿的考生家长，才能体会到如今中国大学的数量之多、中国高等教育之纷繁庞杂，完全可以用“乱花渐欲迷人眼”来形容。而亲历了春秋战国般高考大战后的我，至今也弄不清中国到底有多少大学，各个大学之间除分数之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反正给我的感觉都是千人一面，似曾相识，如千篇一律的流水线产品。单与我有关联的叫科技大学的大学，就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幸亏我上世纪八十年代也读过大学，如今这些林林总总叫科技大学的大学，那时侯充其量也就是叫某某学院、某某工学院之类。想不到如今都已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个外表光鲜的科技大学。在我的记忆中，曾叫科技大学的只有中国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那么寥寥几家，而且都是一个比一个牛的著名学府。后来成都科大还被合并在了四川大学的麾下。几乎在成都科大消失的同时，中国的大学合并之风骤起，愈刮愈烈，各类巨无霸式的所谓综合大学横空出世，各类单学科的学院式大学也水涨船高，行情看涨，逐步把自己归列入一群称作科技大学的行列。科技大学的队伍由此蔚蔚然膨胀起来，形成中国大学风景线上一道壮丽景观，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通过对这些科技大学的留心，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对“科技”一词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所有的科技大学当中，中国科大是第一个在中国称作“科大”的大学，而且她的名字与其他科技大学不同之处还在于她多了“学术”二字，其全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而非人们口头常说的“中国科技大学”。估计是后来的其他科技大学们，在抄袭中国科大校名创意时的疏忽与遗漏。只记住了被市面上缩了水的“科技”，而忘却了其中最为根本的“学术”二字。

    如今的人们已模糊了科学与技术两词之间的界限，并一概冠之以“科技”之称。其实“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的缩写与简称。严格意义上讲，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这两个词分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科学属理科范畴，技术属工科领域。其实一所叫科技大学和叫理工大学的大学，其字面含义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科学讲究的是探索和发现、创新与创造。突破常规，破除迷信，是科学的应有之义，她是一切学科的知识源头。所以“五四”时期的先驱们，率先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俗称“德先生”、“赛先生”，而非“科技”与民主。

    技术强调的是标准、规范和按部就班，是一切工程活动的基础。在工程技术领域一般是不能打破这个行业的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的，否则，某项工程就会被视为不合格工程，所以技术讲究的是严守标准与规范。也就是说，技术需要守成，科学却必须创新。如果说科学是以打江山为己任，那么技术就是以坐好江山为座右铭。科学引领技术进步，技术为科学提供着丰富多彩的应用和研究领域。科学与技术相辅相成，互相依赖，共同发展，是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活动不可分割的两翼，所以常被人们简称为“科技”。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的政治家们对科学与技术两词的概念非常清楚，  而且还将他们的区别付诸实实在在的行动当中，在当时的高等教育领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称作“院系调整”的高校拆分运动。当时的政府完全根据这两个词汇的简单区别，照搬前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把中国原本综合性相当高的大学，严格按照理、工、农、医、文简单分类，大卸八块，拆分成一个个独立的毫无关联的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林学院、地质学院、矿业学院、钢铁学院、邮电学院、财经学院等等，不一而足。就连当时综合程度最高的北大、清华、复旦、南开也未能幸免，北大、复旦、南开被肢解成了纯文理大学，清华成了清一色的工科大学。“院系调整”后的中国大学，呈现出一派文理分家、理工分家、科学与技术分家、教学与科研分家的格调单一却纷繁异常的局面。

    政治家的这些天真行为，引起了科学家的阵阵担忧。当时肩负国家“两弹一星”研制重任的中国科学院就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所谓大学是培养不出他们“向科学进军”所需要的人才的。这种大学教出来的学生，知识结构必然单一，学科鸿沟纵横，综合素质严重不足，难以适应综合性、学科交叉要求高的科研工作需要，于是不得不决定另立炉灶，办一所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大学。这个大学应当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紧密相连。当时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1958年6月8日召开的这所大学筹备会上，根据与会大多数科学家们的意见，当即把这所大学命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亲自担校长。

    在当时的社会纷纷奔向单一学科大学的浪潮中，新中国的第一代科学家们把科学与技术结合的理想，完全寄托在了这所新生的中国科大身上。这所大学的理科学生要比北大的学生多学工科内容，她的工科学生要比清华的学生多学理科内容，这样通常的本科四年学制就不能满足教学需要，科大的本科因此在建校之时就统统变成了实打实的五年制。在后来的实际教学中还出现过五年都学不完教学计划的情况，延长到五年半才毕业。而毕业后的定级工资，一分也不比别的学校四年毕业的本科生多。这种特立独行的学风被后来的科大人总结为“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办学理念，一走就是五十多年。差不多四五十年后，别的大学才从梦中醒来，亦步亦趋地步起了中国科大五十年前的办学后尘，逐步走向了科技结合的综合性大学之路，也才有了一丝中国科大当年梦寐以求的“学术”气息。

    “大跃进”时代的中国，很多事情都不可避免地难逃轰轰烈烈昙花一现式的“放卫星”命运，而中国科大的异军突起成了那个时代的另类符号，居然长成了中国科教界一颗参天的常青树。校长郭沫若引用了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满怀豪情地号召第一代科大人：“我们的学校如果可以说像一张白纸，就请把它办成最新最美的学校吧!”新中国的第一代科学巨匠们在郭老诗情画意的感召下，纷纷拿起了他们手中最得意的如椽画笔，在中国科大这张白纸上纷纷挥毫泼墨：

    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赵忠尧、施汝为、郭永怀、吴仲华、顾德欢、武汝扬、杨承宗、侯德封、华寿俊、贝时璋、赵九章等一代巨匠们，都在当年的科大课堂上使出过他们的看家本领。严济慈讲“普通物理”；华罗庚、吴文俊讲“高等数学”；蒋丽金讲“普通化学”；钱临照讲“近代物理”；曾肯成讲“数理方程”；郭永怀讲“边界层理论”；林同骥讲“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卞荫贵讲 “高速气流传热”···

    这是第一代科大人后来列出的第一代大师们授课的不完全菜单。讲过“普通物理”的严济慈，后来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科大是“我的掌上明珠”；讲“高等数学”的华罗庚，鼓励他的弟子们“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钱学森的《星际航行概论》结业考试，更是在第一代科大人黄吉虎教授的记忆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烙印：

    钱先生的考试是开卷考试，只有两道题，第一道是概念题，30分，一般考20分以上都困难；第二题是：“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到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出解。”

    上午8∶30开考，一直考到傍晚，除去中午吃饭时间，同学们整整考了一天也没一个人答完，中间还用担架抬走4个考晕过去的，其中有乌兰夫的儿子。最后大家只好无奈交卷，结果惨不忍睹，95%的学生不及格。

    对此钱先生自有解决之道，他把卷面分开方再乘以10，这样得36分的同学就成了60分，而卷面100分的同学还是100分。这样75%的同学就及格了，再加上平时的分数，80%多的学生又算过了关，只有近20%的同学需要补考。

这门课虽然通过钱先生的技术处理，大部分同学侥幸过关，但钱先生很不满意，他认为这批同学的数理基础不够扎实，还需要补课，为此科大首届力学系58级学生集体留校补了半年的基础理论课才准许毕业。

    在此期间，钱先生重新为同学们补讲了冯·卡门和比奥(钱先生在美国上研究生时的导师和师弟)的《工程中的数学方法》和“高等数学”。半年下来，这届同学光数学题就做了近三千道。虽然工作推迟了半年，但由此打下的扎实数理基础，使绝大部分同学在后来的科研工作中受益匪浅，很快成为同龄科技工作者中的拔尖人才，为“二弹一星”的成功做出了杰出贡献。

······

    就这样，第一代科大人在新中国第一代科学大师的亲手栽培和哺育下，不仅获得了独领风骚的科技本领，更重要的是耳濡目染了第一代大师们严谨的治学风范，从此那代大师们的学风就在科大的校园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起来，一代代薪火相传，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到合肥，至今仍在发扬光大。

如今已退休的阮耀钟教授曾撰文回忆说：科大的学风之好，在国内是出了名的。80年代复旦大学的老师来科大参观学习，深有感触地说：“一看这些学生就知道是念书的！” 1979 年至 1989 年中美共同举办的CUSPEA（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考试，科大的学生成绩一直在全国遥遥领先，令人侧目。当时科大的那些老师们，论资历还都该是清华、北大老师的弟子辈，谁知这些弟子辈老师，竟能教出如此优秀的弟子，对此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有一次，北大校长去问北大物理系主任，为什么我们考不过科大？当时的北大物理系主任回答说：“我们的学风能与他们比吗？”

阮教授的女儿是科大86级学生，她说科大的同学们都像高考前一样用功。她曾提到过这样一幕场景：有一天晚上，她在二教楼上自习，期间遇到突然停电，于是同学们又喊又叫地往楼下走。中途突然又来电了，正在下楼的人潮立即折返，又往回流了。三分钟之后，整座大楼已是鸦雀无声！目睹此情此情的旁观者无不惊叹：“科技大学真可怕！”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科大的学风由此可见一斑！华为集团老总任正飞曾不无感慨地说：“中国之大，只有这里才能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近十年来，在天南海北的一个个大学一轮又一轮的合并扩张风生水起之际，偏安合肥一隅的科大教授们，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阵脚与操守，在高校“排行榜”一浪高过一浪的喧嚣声中，不动摇，不跟风，不浮躁，不折腾，低调教书，扎实育人，不求总量第一，只求人均第一，不求投入第一，只求投入产出比最大，不做华而不实的“高大全”野战军，只做“高精尖”的特种兵，牢记聂荣臻元帅在建校之初提出的“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宏伟目标，以“创环宇学府，育天下英才”为己任，正在向世界一流大学挺进！

    曾担任科大校长十年之久的朱清时院士，曾这样评价过自己十年来的治校政绩：不要问我这十年里做了什么，要看我这十年里没做什么。不扩招，不买地，不建大学城，不搞教育产业化，不让自己的教授去经商，不让自己的大学去为地方GDP拉动内需···作为一个局外人，说起这些可以谈笑风生，轻描淡写，一笑了之，可作为一方大员的招风的名校之长而言，要顶住方方面面的压力，就不是那么惬意轻松了！

    朱院士清楚，科大培养的不是某个产业大军，而是未来十年、二十年引领科技潮流的精英和领军人物。这些人才不是通过流水线就可以复制出来的简单产品，而是要因材施教，个性培养，付出心血。十年来，不，五十年来，科大始终坚持不扩招，一直恪守着建校之初每年招生1860人左右的规模。“1860”，由此被誉为“科大恒数”。其背后更该是科大教授们一颗颗用心良苦的赤子之心，在我的眼里难免显得有那么一点孤独与悲壮！

    所以，科大敢称自己是“离北京远，离纽约近”的大学，并放言“大学之大不在城市之大！”并非狂傲不羁的空穴来风，而是真正凭自己的实力在说话。科大在社会上由此赢得了“学在科大”和“不要命的上科大”等美誉。 

    凤凰卫视总编辑兼首席评论员阮次山说：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近中华而后首推中科大；日本东京大学校长说科大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数学家丘成桐说：在中国的所有大学中，最令人琢磨不定，也最有可能出现奇迹的就是中国科大；两弹元勋、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说：“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最有可能诞生在科大及其学子之中!”···

    每当说起今天的辉煌，如今的科大人都会饱含深情地提起第一代大师们的言传身教之功。科大人已把他们自己第一代大师们的名字，一个个写在了他们不长的校史中，铭刻在一代代科大学子们的心中，甚至在他们朝夕穿梭的校园中为他们竖起了雕塑。

    2010年1月份的隆冬里，在犬子奔赴科大创新班考场间隙，我曾驻足于那里的一座座大师的雕像前，凝视过大师们一双双高瞻远瞩的深邃目光，感怀过大师们那些久远的一个个科技报国的远大理想。当时的我多么希望儿子一生最灿烂的青春年华，能在这些大师的目光注视下度过···

    “我创新，故我在。”中国科大的“学术”不仅写在他们的校名中，而是切切实实贯穿在他们科学报国的行动和他们50年的累累科研硕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