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红兵其人其事
文字：督导室 提供供稿：教科室图片：时间：2007-09-12点击数：1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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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可以骄傲地说，作为上海市重点中学的校长，我仍在教书！”
――上海市建平中学校长、特级教师程红兵
程红兵简介
程红兵，男，1961年出生于厦门，大学本科毕业，上海市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上海市建平中学校长。1982年大学毕业后一直致力于高中语文教育，先后在《中国教育学刊》等30多家刊物发表90多篇论文，其中30多篇论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教育文摘周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刊物全文转载或转摘。受聘指导国家级骨干教师，先后应邀到北京、武汉、西安、珠海、杭州、广州、成都等20多个省市作专题报告。先后出版《教师人格魅力》、《语文教学的人文思考与实践》、《创新思维与写作》、《中学生怎样写科研小论文》、《高考阅读试题分类精析》、《走近澳大利亚教育》、《程红兵与语文人格教育》等七部专著。执行主编《探索有生命力的教育》、《语文教学论》等六部著作，主持教育部课题“自主探究性语文教学模式研究”，已结题。《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东方电视台先后报道过程老师，《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中学语文》、《语文教学通讯》把他作为封面人物加以介绍，《中学语文教学》、《语文学习》也在封二、封三介绍他。 曾获得的荣誉称号有：全国优秀教师江西省中学十佳青年教师全国优秀语文教师上海市特级教师浦东新区十大杰出青年上海市劳动模范 "全国师德先进个人"称号。 主要社会兼职：上海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上海市市级骨干教师带教导师全国青语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副会长浦东新区教育工会副主席。
程红兵的语文教学招术
第一招：每课一诗，每月一书，每周一篇书摘笔记，每月一篇读书笔记。
第二招：每日必修作业——收看,《焦点访谈》。
第三招：教给学生们思维的方法，让孩子们也学会“抬杠”。
第四招：三年研究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家，写一篇研究论文。
程红兵教育感言
1、 所谓人格教育就是教育主动地、有目的地、有计划地用心理学、教育学的方法，对正在成长的每一位正常的个体所实施的培养良好心理品质，促进人格健康的社会活动。所谓语文的人格教育是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活动中有意识、有计划地结合语文知识传授、语文能力培养，对学生实施人格教育的活动，这一活动是在语文教师指导下，师生共同创设育人环境，在语文知识、语文技能心得的过程中，实现健康人格塑造。
2、 现代语文教育在重视语文能力开发的同时，注意人的发展，防止语文教育的失横和异化，这是世界语文教育改革的共同课题，也是整个世界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崛起于本世纪的人本主义教育作为对传统教育只重知识传授、搞机械操练的反叛，倡导尊重学生，尊重学生人格，重视人的价值，强调社会文化应该尽其所能促进人的潜能的发挥与健康人格的实现，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影响持久而广泛。
3、 从语文学科本身来看，促进学生人格发展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也是其真正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然，换句话说，也就是语文教学要真正完成自己的目的，实现自身的价值，必须培养人，必须发展学生的人格。这是为语文教学的性质所决定的，语文教学依托于语言，语言的性质决定了语文的教学性质。
4、 要进行语文人格教育必须明确语文人格教育的目标，语文人格教育目标可从二个维度来考察，一是终极目标，一是具体目标。终极目标就是人格完善，这是语文教师必须坚持的理念，只有人格完善，才是统一人的各种素质和能力的本质价值，坚持终极目标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应把它置于语文教育目标体系的最高层。
5、 语文人格教育的具体目标主要包括认知、情感、意志、自主意识四个方面。
6、 语文人格教育的认知目标从广度看，包括耳、口、目、手、体、脑，耳、口、目、大致对应于听、说、读，手则既包括使用文字的表达能力，也包括使用计算机表达意思的能力，后者及体态语言是以往所忽略的的，脑则是思维认知结构，通过发展汲取信息、表达信息的能力来发展人的席位认知结构。从心理特性层面看，认知品质主要包括认知的客观性、批判性、条理性、创造性。
7、 情感目标主要包括爱真、爱国、爱人、爱美。从心理层面看，包括情感的稳定性、紧张性、丰富性。
8、 意志目标从所包括的内容层面看，作为学生而言，主要包括学习、工作事业、自我修养方面的意志。从心理特性层面看，意志具有自觉性、自制性、果断性、坚持性、进取性。
9、 自主意识目标是自我对自己的认识、评价、体验和调节控制的心理活动的模式，包括自知性、自主性、能动性、整体性。
奔跑与坚守——程红兵
“一篇文章改变了我的命运。”当12年后程红兵坐在那篇文章的主角——上海建平中学前任校长冯恩洪的座椅上回忆起过去的时日，这句因偶然生成的话语，演绎了程红兵走到今天的必然。从江西上饶小城走进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从一个被迫走上教师工作岗位的文学青年，到全国著名的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上海建平中学的校长，程红兵走得似乎出人预料的“顺”。程红兵却不以为然。
优秀的教师、优秀的校长应该是不甘寂寞的思想者、探索者。 ——程红兵
“先结婚后恋爱”
尽管第八个志愿填报是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1978年高考后，程红兵还是没有躲过走进师范大门的命运。四年后，这个做着“作家梦”的文学青年，不情不愿地走上了教师工作岗位。他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一头栽进了中学语文教师的行当里。”
“毕业时,上饶市人事局本来让我留下来当机关干部，而母校上饶一中的老校长派教过我的语文老师到我家，说服我回上饶一中。我开始一点也不想当老师，但走进课堂跟学生在一起后，学生们跟我很亲近。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品出了当老师的味道。所以我常说，我当老师是‘先结婚后恋爱’。”当年的不情愿，到后来在程红兵这里却成了王贵李双双式“结缘”的幽默注脚。
24年来，这个无论谈工作谈个人都喜欢用“有味道”来形容的程红兵，在教书这一行上干得越来越觉有滋有味儿。
1987年，程红兵面临第一次评职称，要求交论文。从来没写过论文的他，一着急洋洋洒洒写了5500字，题目是《对高师中文专业教育的反思》，以过来人的身份反思高等师范学校培养教师的问题，“火药味儿”很浓，批评多于建议。没想到，一发即中，被刊登在《江西高教研究》1988年第一期上。
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程红兵心里非常得意。这期间，他的课上得也越来越好，从上饶市、上饶地区到江西省，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江西省课堂教学大奖赛的桂冠。
在中学语文教师这个行当里，年轻的程红兵行走得日益精彩：1991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年仅30岁；1993年，他又被评为“江西省中学十佳青年教师”。1994年，从江西上饶小城走到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有名的语文特级教师，成为上海一流的中学——上海建平中学校长。
“毕业时,上饶市人事局本来让我留下来当机关干部，而母校上饶一中的老校长派教过我的语文老师到我家，说服我回上饶一中。我开始一点也不想当老师，但走进课堂跟学生在一起后，学生们跟我很亲近。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品出了当老师的味道。所以我常说，我当老师是‘先结婚后恋爱’。”当年的不情愿，到后来在程红兵这里却成了王贵李双双式“结缘”的幽默注脚。
24年来，这个无论谈工作谈个人都喜欢用“有味道”来形容的程红兵，在教书这一行上干得越来越觉有滋有味儿。
1987年，程红兵面临第一次评职称，要求交论文。从来没写过论文的他，一着急洋洋洒洒写了5500字，题目是《对高师中文专业教育的反思》，以过来人的身份反思高等师范学校培养教师的问题，“火药味儿”很浓，批评多于建议。没想到，一发即中，被刊登在《江西高教研究》1988年第一期上。
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程红兵心里非常得意。这期间，他的课上得也越来越好，从上饶市、上饶地区到江西省，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江西省课堂教学大奖赛的桂冠。
在中学语文教师这个行当里，年轻的程红兵行走得日益精彩：1991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年仅30岁；1993年，他又被评为“江西省中学十佳青年教师”。1994年，从江西上饶小城走到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有名的语文特级教师，成为上海一流的中学——上海建平中学校长。
爱较真
1994年，是程红兵人生中最大的拐点。这一年，他在《中国教育学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寄来的同期杂志上，他读到一篇冯恩洪谈建平中学教育改革的文章。
“这篇文章改变了我的命运。”冯恩洪校长的改革意识和远见卓识，让程红兵热血沸腾，他立即给冯校长写了一封信，阐述他对教育教学的诸多思考和见解。慧眼识才的冯校长相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思想和才华。很快，程红兵从上饶来到上海，调入建平中学。
刚到建平中学时，名师荟萃的建平校园让程红兵感到了无形的压力。程红兵后来自嘲地说：当时自己是“乡下人”进了大都市，有些“水土”不服……本来不擅言辞、不喜交际的程红兵那段日子不太好过，他感觉到有些人投来异样的眼光。
程红兵不服输的拗劲儿上来了，开始较起了真。每天，他总是挟着书籍和备课本，忙碌在教室和书房。一年下来，他连续发表了7篇论文。随后，他所教班的学生参加全上海市会考的成绩优秀率比其他班高出20％；同时，他参加了浦东新区招聘校长的考试，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1996年，刚到上海两年、35岁的程红兵被破格评为特级教师，同年被提拔为建平中学教科所副主任。随后，从校长助理到党总支副书记到常务副校长，到2003年，在建平中学教职员工无记名投票推选、老校长冯恩洪推荐、社会发展局领导提名下，他当选为建平中学校长。
当上级领导来宣布程红兵的任职通知时，他爱较真的毛病又犯了，就职演说开口就是一通直白的表态：“如果在我任校长期间，学校没有发展，教师收入减少，教职工对我不满意，我就自动离职——让出空间也是一种贡献！”
“这篇文章改变了我的命运。”冯恩洪校长的改革意识和远见卓识，让程红兵热血沸腾，他立即给冯校长写了一封信，阐述他对教育教学的诸多思考和见解。慧眼识才的冯校长相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思想和才华。很快，程红兵从上饶来到上海，调入建平中学。
刚到建平中学时，名师荟萃的建平校园让程红兵感到了无形的压力。程红兵后来自嘲地说：当时自己是“乡下人”进了大都市，有些“水土”不服……本来不擅言辞、不喜交际的程红兵那段日子不太好过，他感觉到有些人投来异样的眼光。
程红兵不服输的拗劲儿上来了，开始较起了真。每天，他总是挟着书籍和备课本，忙碌在教室和书房。一年下来，他连续发表了7篇论文。随后，他所教班的学生参加全上海市会考的成绩优秀率比其他班高出20％；同时，他参加了浦东新区招聘校长的考试，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1996年，刚到上海两年、35岁的程红兵被破格评为特级教师，同年被提拔为建平中学教科所副主任。随后，从校长助理到党总支副书记到常务副校长，到2003年，在建平中学教职员工无记名投票推选、老校长冯恩洪推荐、社会发展局领导提名下，他当选为建平中学校长。
当上级领导来宣布程红兵的任职通知时，他爱较真的毛病又犯了，就职演说开口就是一通直白的表态：“如果在我任校长期间，学校没有发展，教师收入减少，教职工对我不满意，我就自动离职——让出空间也是一种贡献！”
爱“抬杠”
有人说，不抬杠时，你几乎会相信程红兵从里到外是平和的；看他那些提出质疑的文章，你又会发现他对批判有着近乎偏执的爱好，用他自己的话说——“发现问题就不吐不快。”
伴随1988年第一声充满火药味的“呐喊”发表后，程红兵有些兴奋得昏了头，一头扎进书山文海中，写就了不少自鸣得意的心得投寄出去。然而，近一年时间，一文未发。
一封封退稿单没有让这个属牛的执拗青年停步，他固执地写下去。在不断地投寄、不断地被退回和不断地修改过程中，程红兵朦胧地感觉到：自己在长进。一年后，他的文章又开始被发表了。
1990年，上海的《语文学习》杂志发表了中学语文界名师魏书生的《论语文教学的科学管理》一文，引起较大反响。程红兵深怀敬意地拜读这篇大作之后，甚为感动、佩服，摘抄了很多内容。一连几天，他都在琢磨魏书生的管理策略。
他越琢磨越感觉有些不对。他隐约感到，魏书生“滴水不漏”的管理不是把学生当成十几岁的孩子来看待，而是当作“机器”来对待。在他看来，过分强调教学和管理的科学性，是对人性的扼杀，决不是教育。他把自己的疑惑与思考寄给了《语文学习》杂志。
他的商榷文章《语文教学科学化刍议——与魏书生同志商榷》发表了。这篇犀利的文章在当时的语文界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震动。
2004年初，中学语文界掀起了一场矛头直指于漪、钱梦龙、魏书生三位名师的关于“那一代”的讨论。但是，爱“抬杠”的程红兵这时却站出来指责，认为那三篇文章有炒作的成分，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组织产生的，有些地方说得有点“损”。
结果，他的这一行为引起一些人的质疑，有老师说他是“读不懂的程红兵”——锋芒退化了！程红兵却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他会在听完好友李镇西的课后，站出来说：“从这堂课来看，李镇西老师是一个革命者，但还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会坦诚地说，自己原来是“批判现实主义者”，现在是“建设现实主义者”。
伴随1988年第一声充满火药味的“呐喊”发表后，程红兵有些兴奋得昏了头，一头扎进书山文海中，写就了不少自鸣得意的心得投寄出去。然而，近一年时间，一文未发。
一封封退稿单没有让这个属牛的执拗青年停步，他固执地写下去。在不断地投寄、不断地被退回和不断地修改过程中，程红兵朦胧地感觉到：自己在长进。一年后，他的文章又开始被发表了。
1990年，上海的《语文学习》杂志发表了中学语文界名师魏书生的《论语文教学的科学管理》一文，引起较大反响。程红兵深怀敬意地拜读这篇大作之后，甚为感动、佩服，摘抄了很多内容。一连几天，他都在琢磨魏书生的管理策略。
他越琢磨越感觉有些不对。他隐约感到，魏书生“滴水不漏”的管理不是把学生当成十几岁的孩子来看待，而是当作“机器”来对待。在他看来，过分强调教学和管理的科学性，是对人性的扼杀，决不是教育。他把自己的疑惑与思考寄给了《语文学习》杂志。
他的商榷文章《语文教学科学化刍议——与魏书生同志商榷》发表了。这篇犀利的文章在当时的语文界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震动。
2004年初，中学语文界掀起了一场矛头直指于漪、钱梦龙、魏书生三位名师的关于“那一代”的讨论。但是，爱“抬杠”的程红兵这时却站出来指责，认为那三篇文章有炒作的成分，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组织产生的，有些地方说得有点“损”。
结果，他的这一行为引起一些人的质疑，有老师说他是“读不懂的程红兵”——锋芒退化了！程红兵却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他会在听完好友李镇西的课后，站出来说：“从这堂课来看，李镇西老师是一个革命者，但还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会坦诚地说，自己原来是“批判现实主义者”，现在是“建设现实主义者”。
我仍在教书
最令程红兵骄傲的一件事，是他至今仍坚守在课堂。“我完全可以骄傲地说，作为上海市重点中学的校长，我仍在教书！”他甚至将这句话写进了他2005年出版的新书《做一个书生校长》的序言里，足以见他对三尺讲台的情有独钟。
读过他的书、听过他的课的人都说，程红兵的文章长于思辩，教学却充满激情。“我一走上讲台就兴奋，就开心。”说起了他的语文课和他的学生，他就滔滔不绝，全然不像当校长那个持重而少言寡语的程红兵，“课堂是我排解烦恼的途径，讲课则让我保持了教师的职业敏感。”
在程红兵看来，要学生掌握阅读的方法和技能并不是太难，也用不着太长的时间，难的是通过阅读逐渐加深文化积淀。于是，程红兵自有他的招术把语文课上得学生们直说“有味道”。
第一招：每课一诗，每月一书，每周一篇书摘笔记，每月一篇读书笔记。第二招：每日必修作业——收看《焦点访谈》。第三招：教给学生们思维的方法，让孩子们也学会“抬杠”。第四招：三年研究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家，写一篇研究论文。
就这样，程红兵教的每个班学生，语文成绩都是全校最好的，赢得了老师们的佩服，他以全校最多的票数当选建平中学“首席教师”。
读过他的书、听过他的课的人都说，程红兵的文章长于思辩，教学却充满激情。“我一走上讲台就兴奋，就开心。”说起了他的语文课和他的学生，他就滔滔不绝，全然不像当校长那个持重而少言寡语的程红兵，“课堂是我排解烦恼的途径，讲课则让我保持了教师的职业敏感。”
在程红兵看来，要学生掌握阅读的方法和技能并不是太难，也用不着太长的时间，难的是通过阅读逐渐加深文化积淀。于是，程红兵自有他的招术把语文课上得学生们直说“有味道”。
第一招：每课一诗，每月一书，每周一篇书摘笔记，每月一篇读书笔记。第二招：每日必修作业——收看《焦点访谈》。第三招：教给学生们思维的方法，让孩子们也学会“抬杠”。第四招：三年研究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家，写一篇研究论文。
就这样，程红兵教的每个班学生，语文成绩都是全校最好的，赢得了老师们的佩服，他以全校最多的票数当选建平中学“首席教师”。
张着大嘴奔跑
程红兵最喜欢他在1996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语文教学的人文思考与实践》的封面插图——封面的衬底印着一个大头人面怪兽，圆圆的脑袋上似乎没有多少头发，而那个张开的大嘴特别醒目，似乎在呐喊着什么，一双瘦小的腿脚驮着硕大而奇异的身子，并似乎在不停地奔跑。
“我当时的直觉是：他就是我，他就是我的形象素描，他就是我的写照。”他从看到那本书的第一天就固执地认定。
他说，无论当老师还是做管理者，24年来，他一直在做着同样的事：爱书、买书、藏书、看书、教书、写书。所以，他常常以一介书生为自豪，总觉得这样的日子其实是很充实的，也是很浪漫、不乏诗意的。
“书生书读得多了，知道得多了，不自觉地就会比较，一比较就知道什么是毫无意义的伪问题。于是不去浪费时间，去掉伪问题，就容易抓住有价值的根本问题，于是心无旁鹜地做下去；书生常常有书生气，喜欢较真，做事情先要把它想明白了，然后拟订计划，不自觉地把自己想象成战略家，自鸣得意，然后鼓动老师们一点一点地去做……”说起自己是书生，他有些絮叨。
无论是当老师还是当校长，程红兵一如他自己所说这样，坚守着讲台，张着大嘴一路奔跑着。
“我当时的直觉是：他就是我，他就是我的形象素描，他就是我的写照。”他从看到那本书的第一天就固执地认定。
他说，无论当老师还是做管理者，24年来，他一直在做着同样的事：爱书、买书、藏书、看书、教书、写书。所以，他常常以一介书生为自豪，总觉得这样的日子其实是很充实的，也是很浪漫、不乏诗意的。
“书生书读得多了，知道得多了，不自觉地就会比较，一比较就知道什么是毫无意义的伪问题。于是不去浪费时间，去掉伪问题，就容易抓住有价值的根本问题，于是心无旁鹜地做下去；书生常常有书生气，喜欢较真，做事情先要把它想明白了，然后拟订计划，不自觉地把自己想象成战略家，自鸣得意，然后鼓动老师们一点一点地去做……”说起自己是书生，他有些絮叨。
无论是当老师还是当校长，程红兵一如他自己所说这样，坚守着讲台，张着大嘴一路奔跑着。
程红兵：新课标对语文教师的挑战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已经正式颁布，比之以往的语文教学大纲，语文课程标准有突破性的进展，虽然它仍有许多可以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但我以为它无疑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语文教学的纲领性文件。曾和课程标准的编写者谈起，我最担心的是：《语文课程标准》只有文本的意义，而不能实际转换为现实的功效。倘真如此，那实在令人痛惜和遗憾。
《语文课程标准》的文本要在现实语文教学中发挥应有的功效，也就是说文本要实现现实转换， 主要有赖于语文教师。因为是我们每天面对学生，是我们实际进行语文教学，没有我们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再好的语文课程标准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文本只是文本。
面对新的课程标准，语文教师迎来了新的挑战。首先是观念的挑战，思想的挑战。新的语文课程标准突出以育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重视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再一次明确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强调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这些体现了时代发展对语文教育的崭新要求，也是语文教育界的一种新的理念。既然要培养个性，当然要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
而我们的语文教学统一的东西实在太多，统一的教科书，统一的教学模式，统一的解读方式，统一的练习，统一的试题，统一的答案。统一的教学如何能培养出有个性差异的人呢? 我们能否突破我们现有的思想框框，在注重共性的同时，也注重个性，比如针对不同的学生能否设计不同的语文教学目标，不同的学生能否阅读不同的文章，对不同的学生能否布置不同的练习、测试不同的试题，等等。思想观念是虚的，其实也是实的，它实实在在体现在我们的教学中，体现在我们的教学管理中，可以说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举动都是思想的折光。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应该尽量突出多样性和选择性，让孩子们在多样性的语文活动中有着充分的选择自由，努力形成他们多姿多彩的个性。
其次是对习惯的挑战，对旧的教学习惯的挑战。我们已经习惯了许多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式方法，这些模式，这些方式方法简便易行，很容易操作。如程式化的教学模式，确定教学目标，启发学生思考，阅读课文，当堂讨论，学生练习，当时知道结果，小结。又如串讲法，沿着写作背景、作者简介、词句分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依次讲来，娓娓而谈，且常常因此自鸣得意。此后是在此基础上的变形，也就是所谓的启发式，把上述问题转换成一连串的小问题，上语文课就是这些问题的问与答。这些都是我们许多语文老师日常操作的，是我们所驾轻就熟的。这些习惯教法的问题所在，就是苏霍姆林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学生阅读的很少，而关于阅读的谈话却很多。”新的语文课程标准重视感性层面，重视培养语感，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如果我们依然沿用我们习惯了的老一套的教学模式、教学方式方法，那么新的语文课程思想、课程目标只是标签，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便成为口号。语感看不见摸不着，如何培养? 语感就是语言直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学生加强语言积累，加强感悟，加强体验，惟有对文学、文化作品进行审美的体验和感悟，才能深入到达作者潜意识的层面，理解作品。
第三是对自身文化积淀的挑战，对自身学养的挑战。新课程标准特别注重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强调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语文教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关键就在于语文教师自身的学养、自身的文化积淀。现代教育家夏 尊先生在谈到著名教育家、艺术家李叔同时曾说过：“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光，故能令人敬仰。”(引自丰子恺散文《悼夏丏尊先生》)李叔同先生的人格是深厚的学养为基础，所以他有佛光，他有一种让学生深受感染的人格魅力。我们有吗? 扪心自问。
话说中学老师与大学教授
程红兵 蒋朝辉
○ 程红兵 ● 蒋朝辉
○ 大学教授谈起中学教育改革很轻松，很潇洒，很有思想见地。中学老师听下来最初的感觉是很振奋，很新鲜，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但时间一长，发觉不对，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于是颇有微词，大学教师是理想主义者，中学教师是现实主义者，要面对中考、高考，谁都不能拿学生的前途开玩笑。
● 很多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学教育改革也不例外。别说大学教授，就是不搞教育的人，说起中学教育改革来也是头头是道。大学教授居高临下，似乎把中学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建议就来了，理论也出来了。至于这些建议和理论能否在现实中实现，那是中学教师的事情。在中学教育改革面前，大学教授是指挥家，中学教师是实干家（确切地说是实践者）。这就好比军事理论家和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司令员，司令员是不会拿士兵的生命开玩笑的。司令员按照军事理论家的理论去指挥战斗，结果呢？失败了。谁来负责？绝对不是军事理论家，而是司令员。是不是我们因此就不需要理论家的理论了呢？肯定不是。司令员指挥作战不仅需要理论家的理论，更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战斗决策和指挥。中学教师当然也需要大学教授的理论，但如果一味照搬，失败是理所当然的。
● 很多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学教育改革也不例外。别说大学教授，就是不搞教育的人，说起中学教育改革来也是头头是道。大学教授居高临下，似乎把中学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建议就来了，理论也出来了。至于这些建议和理论能否在现实中实现，那是中学教师的事情。在中学教育改革面前，大学教授是指挥家，中学教师是实干家（确切地说是实践者）。这就好比军事理论家和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司令员，司令员是不会拿士兵的生命开玩笑的。司令员按照军事理论家的理论去指挥战斗，结果呢？失败了。谁来负责？绝对不是军事理论家，而是司令员。是不是我们因此就不需要理论家的理论了呢？肯定不是。司令员指挥作战不仅需要理论家的理论，更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战斗决策和指挥。中学教师当然也需要大学教授的理论，但如果一味照搬，失败是理所当然的。
○ 教授们的长处似乎很明确，理论视野开阔，他们总在忙于建立学科体系，出一本本砖头大小的著作，是他们努力的目标，因此他们多数人无暇也不屑于到中学去实际研究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
● 没有理论著作，大学教授就不是教授了，而是教师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中学教师就不能出理论，但事实上，中学教师能拿出理论著作的确实不多。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得以检验。你说“他们多数人无暇也不屑于到中学去实际研究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可能“多数人”会不高兴。
● 没有理论著作，大学教授就不是教授了，而是教师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中学教师就不能出理论，但事实上，中学教师能拿出理论著作的确实不多。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得以检验。你说“他们多数人无暇也不屑于到中学去实际研究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可能“多数人”会不高兴。
○ 教授们的研究方法是理论的而非行动的，他们的逻辑思维是演绎的而非归纳的。当然也有些中学教师因此得出极端的结论，大学教授是发射空对空导弹，虽有高度，但对地面一线教师毫无用处。
● 是理论的而非行动的，这种说法确切吗？至于演绎和归纳，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两者是不可或缺的。最初的理论往往是从实践中归纳出来的，而后用于指导实践。我说的是最初。社会发展到今天，很多理论是在归纳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也有很多理论是先演绎出来再去实践中检验的。那些“极端结论”确实极端，既然是发射导弹，必然有目标，无论是空中目标还是地面目标，能击中目标就是好的导弹。能击中目标的导弹或多或少对地面部队是有用处的。前面我已经说过，司令员的失败并不能说明军事理论的毫无用处。既然是理论，就必然有它的价值，否则就不能成为理论，或者说是谬论。
● 是理论的而非行动的，这种说法确切吗？至于演绎和归纳，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两者是不可或缺的。最初的理论往往是从实践中归纳出来的，而后用于指导实践。我说的是最初。社会发展到今天，很多理论是在归纳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也有很多理论是先演绎出来再去实践中检验的。那些“极端结论”确实极端，既然是发射导弹，必然有目标，无论是空中目标还是地面目标，能击中目标就是好的导弹。能击中目标的导弹或多或少对地面部队是有用处的。前面我已经说过，司令员的失败并不能说明军事理论的毫无用处。既然是理论，就必然有它的价值，否则就不能成为理论，或者说是谬论。
○ 理论当然有其价值，但你只要读他十本《语文教育学》或《语文教学概论》之类的书籍（决无攻击语文教育学教授之意，只是举例而已），你就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了，而且即使只读书的目录，你就会吃惊地发现连它们都是惊人的相似。问题很清楚，教授们的著作有多少原创性是值得一问的，多看几本书，我们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不由得人不想：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剪刀加糨糊似的拼凑？理论如果没有原创性，又没有指导实践的价值，那么理论何用？你也许会想，给你一年时间，你也能编一本这样的“理论书”，大学教授太轻松，难怪他们说话如此轻飘，如果让他们到中学里来，光是做题目，就能把他们整趴下。
● 你所说的“剪刀加糨糊”的现象确实存在。在尊重知识产权的今天，自会有人有部门去管。理论具有原创性是每个教授所追求的，问题是研究同一个问题的大学教授们的理论必然有其共性，之后才有原创性。对中学教师而言，大学教授的理论具有多少原创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理论是否具有指导价值。当然我也明白，你的意思是希望大学教授的理论既有指导实践的价值，又有原创性，这要看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了。
● 你所说的“剪刀加糨糊”的现象确实存在。在尊重知识产权的今天，自会有人有部门去管。理论具有原创性是每个教授所追求的，问题是研究同一个问题的大学教授们的理论必然有其共性，之后才有原创性。对中学教师而言，大学教授的理论具有多少原创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理论是否具有指导价值。当然我也明白，你的意思是希望大学教授的理论既有指导实践的价值，又有原创性，这要看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了。
○ 大学教授的语文教育研究出发点应该在于问题，在于他所感觉到的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 是的，研究来源于问题，理论也就具有原创性。这就要求我们的大学教授有必要深入中学去发现一些问题，研究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
● 是的，研究来源于问题，理论也就具有原创性。这就要求我们的大学教授有必要深入中学去发现一些问题，研究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
○ 事实上，所有的学科在它的最初，也是由于存在中的问题而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求真，但是在后来越来越体制化的过程中，人们似乎忘了它的真正目的，而热衷于构建体系。学科分类本来只是手段，但现在似乎已经成了目的，而且是惟一的目的。
任何研究包括语文教育研究，如果对存在缺乏体验，对生命缺乏敏感，那么无论怎样的理论和材料，都只是外在的摆设，只是一种没有融化成最终价值的手段。我不知道我们的大学教授能否摆脱体系情结，其实，无体系的论述，是否也正恰恰说明了其论述具有不可模仿的原创风格？
● 问题不是出在体系上。无论是有体系的理论还是无体系的论述，只要是真知灼见，具有指导实践的价值，都是可取的。关键是面对当前的语文教育改革，我们的姿态是什么？是积极投入，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任何研究包括语文教育研究，如果对存在缺乏体验，对生命缺乏敏感，那么无论怎样的理论和材料，都只是外在的摆设，只是一种没有融化成最终价值的手段。我不知道我们的大学教授能否摆脱体系情结，其实，无体系的论述，是否也正恰恰说明了其论述具有不可模仿的原创风格？
● 问题不是出在体系上。无论是有体系的理论还是无体系的论述，只要是真知灼见，具有指导实践的价值，都是可取的。关键是面对当前的语文教育改革，我们的姿态是什么？是积极投入，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 大学教授面对语文教育现实中各种现象的激荡，他可能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全然的退避，退避到永远正确却也是几无所用的体系建构中，这退避表面看与世无关，实际上却是一种对现实不屑一顾的姿态；另一种是试图去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借这种理解来超越现实。前者是安全的、稳健的，但容易流于无聊；后者是危险的、创造性的，虽然往往会被怀疑是否具有学术性，却常常有开拓的气象，但是也容易鱼龙混杂，难以判断。对于前者而言，需要的是当代氛围的无形渗透，对于后者而言，需要的是历史基础如房子的地基那样隐于不可见的深处。
● 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我想我们不能老把眼睛盯住大学教授。在当代语文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中学教师才是中流砥柱，才是我们关注的主体。你说中学教师是现实主义者，可谓一针见血。中学教师的确很现实，现实到每天都得上课，每天都要面对学生，甚至于每天都要改作业（当然是节假日除外，有些学校是连节假日也不放过的），必须关心每一个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业成绩，关心他们的毕业前途。正因为太现实了，以至于不能从现实中抽出身来研究现实问题，不能辩证地看待现实中的各种教育理论，只能盲从。“愉快教育”来了，忙于“愉快教育”；“素质教育”来了，就忙于“素质教育”；“多媒体教育”来了，就忙于“多媒体教育”；如今，“双语教育”来了，又忙起“双语教育”了。教育理论一个接一个，中学教师还没来得及弄清前一个“教育”，后一个“教育”就接踵而至。不是盲从就是忙从，反正是没有自己的教育没有自己的理论。
● 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我想我们不能老把眼睛盯住大学教授。在当代语文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中学教师才是中流砥柱，才是我们关注的主体。你说中学教师是现实主义者，可谓一针见血。中学教师的确很现实，现实到每天都得上课，每天都要面对学生，甚至于每天都要改作业（当然是节假日除外，有些学校是连节假日也不放过的），必须关心每一个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业成绩，关心他们的毕业前途。正因为太现实了，以至于不能从现实中抽出身来研究现实问题，不能辩证地看待现实中的各种教育理论，只能盲从。“愉快教育”来了，忙于“愉快教育”；“素质教育”来了，就忙于“素质教育”；“多媒体教育”来了，就忙于“多媒体教育”；如今，“双语教育”来了，又忙起“双语教育”了。教育理论一个接一个，中学教师还没来得及弄清前一个“教育”，后一个“教育”就接踵而至。不是盲从就是忙从，反正是没有自己的教育没有自己的理论。
○ 这一方面是现实社会使然，另一方面现实本没有错。问题是现实不能拒绝理想，实践不能排斥理论。我们可以不必写一本本砖头大小的理论著作，甚至可以不必阅读那些泛泛而谈的《语文教育学》或《语文教学概论》之类的书籍（有真知灼见的除外），但中学教育改革必须有理想主义的激励，必须有现代先进教育理论的指导，理想主义是内在的驱动力，而理论则是我们教育改革的依据和蓝图。
● 你这是从宏观上来说的，也是理想主义的说法。我们中学教师面对语文教育改革，所要思考的是：老师要教什么，怎么教；学生要学些什么，怎么学。我觉得这才是语文教育改革所要面临和思考的实质性问题，而其核心问题是“学生要学些什么”。这不仅是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要思考的问题，更是掌管国家教育的领导和专家所要思考的问题。这似乎又偏离了我们的话题，但我们谈话的最终目的不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吗？事实上，中学教师在语文教育改革面前却显得无能为力。
○ 语文教育改革其实是可为的，只要你想有作为，还是能有所作为的。虽然有现实的压力，虽然有困难重重，说句大话，很多困难是你主观上的错觉，是你无形中放大了压力，现实并没有你想像的那么艰难，是你的习惯导致你一味地采取守势，是你的思维定势和谨小慎微的个性使你不敢放开来大胆改革。中国足球的经验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一味地死守最终是要丢球的，只有进攻才是最佳的防守，只有进攻才是获胜的惟一出路。你千万别以为我真的是在说大话，因为我也是中学语文教师，带高三也有11年的历史，也有过和你一样的心路历程，当我终于把高考看透，放开了，高考的结果倒是出奇的好，于是我才有上面的这些看似轻巧的话。要潇洒还是可以潇洒的。
● 我知道，程老师你是语文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你进行过大胆的语文教学探索，写过不少的教育教学论文，出过好几本语文教学方面的著作。可以说，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改革的路还很长，现实的压力还很大，困难还很多。只要我们能像你那样拥有献身教育的理想和足够的理论素养，语文教育改革的步伐会更快，效果会更明显，语文教育就大有希望。
● 你这是从宏观上来说的，也是理想主义的说法。我们中学教师面对语文教育改革，所要思考的是：老师要教什么，怎么教；学生要学些什么，怎么学。我觉得这才是语文教育改革所要面临和思考的实质性问题，而其核心问题是“学生要学些什么”。这不仅是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要思考的问题，更是掌管国家教育的领导和专家所要思考的问题。这似乎又偏离了我们的话题，但我们谈话的最终目的不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吗？事实上，中学教师在语文教育改革面前却显得无能为力。
○ 语文教育改革其实是可为的，只要你想有作为，还是能有所作为的。虽然有现实的压力，虽然有困难重重，说句大话，很多困难是你主观上的错觉，是你无形中放大了压力，现实并没有你想像的那么艰难，是你的习惯导致你一味地采取守势，是你的思维定势和谨小慎微的个性使你不敢放开来大胆改革。中国足球的经验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一味地死守最终是要丢球的，只有进攻才是最佳的防守，只有进攻才是获胜的惟一出路。你千万别以为我真的是在说大话，因为我也是中学语文教师，带高三也有11年的历史，也有过和你一样的心路历程，当我终于把高考看透，放开了，高考的结果倒是出奇的好，于是我才有上面的这些看似轻巧的话。要潇洒还是可以潇洒的。
● 我知道，程老师你是语文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你进行过大胆的语文教学探索，写过不少的教育教学论文，出过好几本语文教学方面的著作。可以说，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改革的路还很长，现实的压力还很大，困难还很多。只要我们能像你那样拥有献身教育的理想和足够的理论素养，语文教育改革的步伐会更快，效果会更明显，语文教育就大有希望。
○ 理想和理论也是中学语文教师发展成长的主要因素，一线教师应该有理论素养，应该有理想主义激情在胸中激荡。没有理论，即使我们能够提出诸如“成功教育”“愉快教育”之类的口号，虽然在教育实践中不乏一定的功用，但因为缺乏深入的研究，许多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就显得十分苍白，流变为一种概念的炒作；没有理想，我们更行之不远，因为教育者不能没有“乌托邦”，如果我们被现实冲刷得一点浪漫情怀都没有了，那不光可悲，甚而有点可怜了。
我还想说一点，无论大学教授还是中学教师，他们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缺憾，那就是时尚研究，其研究的取向是语文教育界流行的时髦的东西，是迎合教育界所谓的潮流。大量的文章是解释或综述性的，解释领导的意志，综述合乎潮流的观点，实证性文章比例很低。这其实也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研究，很少看到从语文学习主体也就是语文教育的消费者包括学生和家长的观点出发，来分析语文教育问题的论文：他们怎么看语文教育？他们怎么使用语文工具？促使他们学习语文的动因又是什么？教育是一种服务，语文教育当然也是一种服务，从我们的服务对象出发来研究，我们的各种语文教育论文能否让阅读者产生一种兴奋感，或者说，能否向大家揭示一些关于中国社会未来语文状况的真知灼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研究采取的是一种“由上到下”还是“由下到上”的理论视野，这一点至关重要。
● 研究的取向，研究的视角，说到底还是与批评者、研究者的素养有着极大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素养就会有什么样的批评成果、研究成果。
我还想说一点，无论大学教授还是中学教师，他们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缺憾，那就是时尚研究，其研究的取向是语文教育界流行的时髦的东西，是迎合教育界所谓的潮流。大量的文章是解释或综述性的，解释领导的意志，综述合乎潮流的观点，实证性文章比例很低。这其实也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研究，很少看到从语文学习主体也就是语文教育的消费者包括学生和家长的观点出发，来分析语文教育问题的论文：他们怎么看语文教育？他们怎么使用语文工具？促使他们学习语文的动因又是什么？教育是一种服务，语文教育当然也是一种服务，从我们的服务对象出发来研究，我们的各种语文教育论文能否让阅读者产生一种兴奋感，或者说，能否向大家揭示一些关于中国社会未来语文状况的真知灼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研究采取的是一种“由上到下”还是“由下到上”的理论视野，这一点至关重要。
● 研究的取向，研究的视角，说到底还是与批评者、研究者的素养有着极大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素养就会有什么样的批评成果、研究成果。
○ 最近我读了吴康宁《重塑中国教育研究者的精神》一文，颇受启发，他认为，研究者的“人格”“动机”“情意”等精神问题起着重要作用。理由显而易明：倘若研究者的人格不正，惟权势者马首是瞻、惟施利者意图而为，那就不会去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所谓的研究成果其实只是一些追风之作、捧场之作，出不了真品；倘若研究者的动机不纯，不是为了解释与解决教育问题去探究，而只是为了完成科研工作量、晋升职称等功利性目的去做课题、写论文，那就不会去寻求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所谓的研究成果往往只是一些东拼西凑之作、粗制滥造之作，出不了正品；倘若研究者的情意不切，对于改善研究对象、尤其是改善弱势群体与弱势个体的生存境况问题漠不关心，那就会去追求学术研究的深刻性，不会为揭示研究对象的真实生存境况而深入现场，作艰苦细致的问卷调查、深度访谈乃至实验研究，所谓的研究成果多半只会是一些空话连篇之作、蜻蜓点水之作，出不了精品。……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技术或研究程序的选用或弃用，同研究者的精神状态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譬如，正是由于研究者的人格不正，致使其每每摒弃证伪的方法，将“研究结论”置放于“研究过程”之前；正是由于研究者的动机不纯，致使其屡屡漠视论著写作的学术规范，不交代同类研究现状，不注明所引用的他人研究成果；正是由于研究者的情意不切，致使其总是对需要付出大量时间与精力的实地性研究方法敬而远之。一言以蔽之，正是研究者的精神低靡，导致了中国的诸多教育研究者日复一日地述说着“学术大话”“学术假话”“学术空话”，年复一年地生产着“学术赝品”“学术次品”“学术废品”。
● 我们都不希望语文教育研究出“学术赝品”“学术次品”“学术废品”。这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 我们都不希望语文教育研究出“学术赝品”“学术次品”“学术废品”。这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 我还想说一些也许是多余的话。对语文教育研究的批评必然要涉及到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人，毫无疑义，我们完全可以套用一句非常冠冕堂皇的话来评述他们：主流是好的，问题是次要的。这的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是几无所用的废话，因为它已经失去任何刺激作用，扔进水里也是水波不兴。我无意和教授们过不去，我当然知道我们许多教授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比如王尚文，比如钱理群，以及一些与语文教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教授们，他们把目光聚焦语文教育的现实问题，且承担起了培训教师、编写教材的现实工作。这些我都知道，然而我更知道，语文教育现状依然严峻，还不允许我们一味地高唱赞歌。基于此，请允许我对大学教授们、中学教师们说一些偏激的话，请将不如激将，不知此话还管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