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南方都市报“社论” 2007-06-07 )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在今日如期举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报考人数首次突破千万，又逢“恢复高考”三十周年，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尤其不能忽略的是，规模的壮大带来的并不是掌声的增加，深情的怀念里也裹挟着深刻的反思，高考改革再一次成为不能回避的话题。

　　三十年前，恢复高考成为中国教育走出十年“文革”阴影、拨乱反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无数青年男女通过高考走进大学校门，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整个国家通过高考遴选人才，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由于高考在个人成才和社会选才的绝对垄断性作用，在对青春奋斗历程的纪念与回忆中，它轻而易举地被罩上了玫瑰色的光环。

　　如果拨开一个国家百废待兴时期的浪漫主义色彩以及个人青春回忆中的诗情画意涂抹，回望三十年前的教育里程碑，与其说是恢复高考，不如说是全面恢复了大学教育，使其从惨遭破坏的状态回归到相对正常的秩序，从而恢复了知识和思想的尊严，恢复了人们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高考将“唯成分论”变成“唯分数论”，使得每一个人都有竞争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机会，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令人兴奋甚至狂喜。多年以后，人们才发现，高考以一个较好的标准去取代较坏的标准固然可喜，但是它并没有改变标准唯一性带来的致命问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造成的并不仅仅是拥挤，正如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唯一的标准也必然导致教育的扭曲。在高考这根指挥棒下，在升学率的压力之下，学习不为求知问真而为应试，学校不是读书而是做练习题的地方，考试取代了教育，自由的思想成为一种奢谈，独立的追求成为一种错误。

　　教育改革成为社会的呼声，其中的焦点聚集到高考。人们已经意识到，如果高考不予改革，中学教育中的一切变革都可能成为学生新的负担。比如有的地方将中学会考作为大学招生的一个参照，有的地方将素质教育分数化，本意都在于减轻学生的高考压力，没想到会考却成为学生每年都要紧张应对的“小高考”，素质教育更成为学生时时都要全力争取的抢答表演。

　　但是一旦弱化或者取消高考，人们又担心连最基本的公平都会失去。如果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招生办将可能直接转化成腐败的温床。因此高考改革的另一种呼声则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要求高考的题目更加统一，名额更加均衡，条件更加量化。这是高校行政化的结果，它成了权力的分配场，必须通过严格的程序进行监督，这显然有悖于现代教育的理念。

　　正如三十年前恢复高考的本质是恢复高校教育一样，高考改革的前提在于教育的改革，而教育改革的根本在于高校的独立。唯有思想的独立，学术的独立和体制的独立，才能使高校的自主招生变得有所着落，有所意义，才能拒绝行政规范对知识求索和真理探讨的压制。唯有高校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才能打破高考统一指挥棒的垄断。

　　高考改革的两派争议看似激烈，其实本身并不矛盾，因为问题并不在此。如果高校大一统的格局不变，行政化的色彩不减，那么高考的公平性就应该加强，而教育的目的则将继续遭受质疑；如果高校独立性加强，学术空气更加自由，自主招生成为必然的选择，那么高考的公平性问题并不存在，中学教育多元化自然呈现，素质教育并不需要刻意为之——如此再过三十年，中国教育必将是另一番风景。

 

（来源：人民网 2007年06月09日）

文∕刘以宾

 

    一年一度的高考的确很累，整个社会觉得越来越疲惫不堪。考生累、家长累、教师累、与高考有关的部门和人员跟着累，本来无关的很多人因为瞎忙乎也很累。至于累到什么程度，随便看看一些新闻标题便知：《高考生紧张吃不下饭，专家建议从食疗入手进行调节》、《我在高考前得了失眠症》、《高三生大街上脱衣裸奔 自称缓解高考压力》。家长们比考生还累，通过电视画面、新闻图片中那些守候在考场四周的家长们的焦虑表情，即可略见一斑。

    一般意义上的累也许没什么，而有些“累”似乎已近疯狂乃至违背人道的程度：《高考前确诊身患白血病，考生坚持戴口罩上考场》等等，高考是不是非要考得如此悲壮？《高三老师忙备考，妻子治病延误必须进行手术》、《高三老师带病上课血染教坛》，在他们奉献精神的背后，究竟又隐藏着什么？中国社会之大，各行各业、千头万绪，按说高考只能算是其中一小部分，然而如今似已形成一种共识：不仅全社会都要为高考让路，甚至恨不得高考前后连整个社会运转秩序都要重新为之设计。

    前些年，武汉就采取过考场周围设路障禁行，市民无路可走的场面。时至今日，不仅交通管制依然流行，而且逐年增加着出租车“爱心送考”、民警在考点和周边巡逻、警车配备防暑药品等新的措施。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氛围，省委书记为减缓高考期间交通压力带头步行上班，成为近日一条动人的新闻。当然，每年高考前后，新闻媒体也很累，“高考大戏”的锣声往往首先是由媒体敲响的。

    累，当然意味着付出；全社会为高考所累，则是一笔巨大的综合成本。问题在于：其收益是什么，整个社会每年一度高考的“成本收益率”又是个什么水平？高考之所以让大家很累，大抵是因为竞争激烈。然而，是不是高考竞争激烈，就能争出高水平、高质量？假如是球赛，场上竞争越激烈，比赛就越精彩，运动员高超技艺的发挥就越彻底，倒不失为一件好事。而高考不是球赛，甚至存在“二律背反”现象：压力越大、考得越累，考生身体被拖垮得越厉害，心理健康水平被降得越低。同样的“原理”很多家长们也感同身受：自己越重视高考，对考生越是无微不至，孩子越考不好。

    假如说全社会的高考之累也能像体检那样测量出“指数”，那么这个指数已经到了有些危险的境地。如今是到了必须为高考减压、通过一定的治疗措施使这个“指数”降低并逐步恢复正常的时候。站在整个社会的教育体制、高考理念、用人机制、劳动就业现状看去，为高考减压无疑首先是政府的责任，也只有政府才能承担起此重任。

    高考之所以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家长们之所以视高考为决定孩子一生的头等大事，中、小学之所以单纯追求升学率，不仅仅是观念的偏差，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和实用教育太落后。大学生就业形势为何严峻，与他们的高分低能、学非所用、动手能力差、身心不健康等等大有关系。如果出现全社会每年投入的高昂的教育成本，换来的却是较低的教育收益的局面，我们是否该认真反思了呢？

    如果高考变得不那么累了，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为高考支付的成本将大大降低，尤其是那些“人为”的成本、无用的成本即可逐步免去。而收益呢？则会大大提升，例如，学生从重压下解放出来，从而创造力得以培养、身心得以健康，学有所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整个社会也会变得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加和谐。

 

 

              (来源: 南方都市报2007-06-08)

文∕三季稻

 

　　今天，我要作诗一首——

　　春夜喜雨

　　心中的一泓清泉

　　传递

　　有句话常挂在嘴边

　　要说爱你不容易

　　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

　　季节

　　行走在消逝中

　　怀想天空　诗意地生活

　　一步与一生

　　必须跨过这道坎

　　我能

　　我不禁佩服自己的诗才，写得多好啊。有温情，有励志，有婉约，有刚硬，起承转合，一个也不少。按余秋雨老师的要求，这是文学青年的坯子，假以时日，可发出“千年一叹”的文化韵味；如果按余光中先生的眼光，则是“花花公子式”的风格，该打的。嘿嘿，实在是对不住，这首情诗各行文字，分别是今年京、赣、粤、津、鲁、闽、浙、苏、沪、辽等地的高考作文题目。

　　看来，作文题目与“个人”靠得越来越近了。1932年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艺术与人生》或《科学与人生》，有那个时代青年人口头上是“人生”、“反抗”的调子；1936年的是《试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完全是策论的要求，是严肃端正的政委面孔；1946年西南联大联合招生的作文题是《社会与人生》，也是沉重得让人咬牙切齿。家仇国恨、救亡图存，时代的印记，也在作文的字眼里。如鲁迅所说，“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所以，以“诗意地生活”为玄想，以“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来解读情感的温柔、曼妙，说明作文的调子变了，还可以嗅出点人本的气息，毕竟，我们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生活。

　　当然中间也有反复。恢复高考的1977年的作文题是《我在战斗的这一年》，次年是缩写《速度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基本上是政工干部的强项。类似的题目，我们希望它彻底地“行走在消逝中”，这才是年轻人和家长的福气，也是每个公民的福分。

　　我想，高考作文，仍然有主题正确、格调高雅、内容健康积极的尺子，离真正的“吾手写吾心”恐怕还有些远。倘若一个早慧的学生，在作文里认为《我能》有替中国移动全球通品牌作广告的嫌疑；或者，把《要说爱你不容易》，写成真正的残酷青春，像电影《十三棵泡桐》那样；再或者，《必须跨过这道坎》命题，写的是自己的父母被不规范的股市套牢，那就未必能得上可观的分数了。

　　看来，自由地作文，真实地表露，也必须跨过一道坎。即使在作文命题中，仍然有这样的瑕疵。浙江的题目《行走在消逝中》，有如此说明，“苍茫的丛林间，玛雅文化湮没了；丝绸古道上，高昌古国消逝了。人类在消逝中进步。”这样的叙述，有一种“文化苦旅”的味道，在兄弟看来，这不是指向内心的文字，是真正的媚俗(Kitsch“刻奇”)(见景凯旋先生拨乱反正的长文《关于“刻奇”》)。

　　那种来自开放心灵的真实文字，带着自由思考和个体生命的印记，是我们的作文传统里紧缺的。多年前，读到了沈从文先生日记里的一句话，“今日见一大胖妇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平淡、蕴藉、温暖，让人会心。借用今年广东高考的题目，在作文里，我们要“传递”的是真实、自由的思考，以及，美好的人性。

　　

 (来源: 南方都市报2007-06-08)  

　　今年的高考作文可谓是一片“诗意”，比如全国卷的作文题就在于讨论“人生，诗意还是失意”。此外，湖南题为“诗意的生活”，江苏题是“怀想天空”，浙江则是“行走在消逝中”，而山东更是迷离，就叫“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　　　(综合)

　                      

文∕单士兵

　　今年的高考作文可谓是一片“诗意”，我做过多年高中语文教师，感觉很不是滋味。诚然，高考作文以更为宽泛的命题，来为学生提供广泛的想象空间，是一种进步。表面宽泛的诗意想象，对作文来说，其实是一种更为逼仄命题，会让那些更贴近现实生活，更能反映主流社会的文章，失去依托的平台。

　　既然高考作文是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凭借之一，它就必须承载起反映学生作文水平的能力。而界定学生的作文水平，又绝不仅仅止于语言的张力以及语法的规范，对于一个国家与民族而言，一代人的思想素质与精神厚度，才是最根本的。

更重要的是，如此诗意化的命题，阅卷老师对于作文质量的界定，弹性空间将变得极大。很可能导致高考作文批改的质量上不去，最终损害到高考本身的公平性与公正性。

 

文∕张若渔(高校教师)

　　作文题目既出，不甘寂寞者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顺应这股风潮，已经有媒体推出了“我写高考作文”的栏目，附和者众；中国特有的人文景观，莫此为甚。

　　但，最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了。冷静察之，近几年的高考作文题目虽然看上去颇有新意，但它仍然无法褪去为应试而作文的浓重痕迹。高考前夕，似是而非的押题、猜题已然风起云涌，从热点到冷门、从形式到内容，各种教育组织和个人纷纷鱼贯而出，讲经布道，更早些的时候，教师和学生已经开始了资料搜集工作，如此这般，导致“宿构”和抄袭之风盛行，据说，1998年高考作文题《战胜脆弱》，有个考场30个考生有近一半人死了父母；2000年高考作文题《双赢的智慧》，抄袭作文得到了满分。

　　一个民族如果制度化地鼓励孩子们说谎成性、虚情假意，该是多么悲哀和造孽的事情！

　　

文∕莫清华

　　考场满分的作文，我看，还是公开为好。首先，可以更好地接受社会监督。因为要公开，所以对阅卷人而言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作文阅卷的公平公正才有了更充分的保障；其次，可以为学生提供优秀的作文范例。

　　一篇文章的评价，特别是对其美学价值的评价，往往与评价者的美学情趣，审美角度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篇作文，社会评价标准不一，是十分正常的事，担心“社会评价标准不一，易引起争议”是多余的。

　　还有，关于满分作文的抄袭，天下文章太多，要求老师读遍天下文章，显然是做不到的。

　　公开满分作文，抄袭的文章虽逃过评卷老师们的眼睛，但不可能逃过所有人的眼睛。让全社会的人来监督满分作文，给抄袭文章的人造成压力和教训，何乐而不为呢？　

                           ( 来源: 新民网2007-06-08 )  

　  遭到众多反对，因“全国50％－60％语文老师没能力教学生写作。”

　　近日，教育部中学实验语文课本主编孙绍振上书教育部，极力建议语文高考只考一篇作文。但这个建议首先遭到众多语文老师的反对，因为“全国50％－60％的语文老师根本不爱写作，他们没有能力教授学生写作”。

　　据了解，孙绍振曾在四年前炮轰中国高考制度，目前的他身兼福建高考语文命题组组长职务，是高考语文改革方面的专家。8日上午，孙绍振再次炮轰现行高考制度，认为现行体制亟待“改良”。

　　孙绍振表示，他最近上书教育部，极力建议语文高考只考一篇作文，但教育部考试中心回应说，高考分值设定权已下放给各省，教育部不干涉各省命题权。孙绍振称，从目前各省大都维持高考语文作文60分(语文试卷总分150分)来看，教育部实质上是否定了他的建议。

　　谈到上书教育部的理由，孙绍振认为，目前语文命题客观题太多，对素质的考察能力很弱，高考只考一篇作文是考察素质的最佳方式。

　　“但该建议遭首先遭到了众多语文老师的反对”，孙绍振说，据他统计，全国50％－60％的语文老师根本不爱写作，他们没有能力教授学生写作；而且，如果高考只考作文，语文老师的工作量会骤然加大。

　　不过，孙绍振表示他不怕困难，一定要让高考只考一篇作文成为现实。在他的建议下，福建省高考作文分值已升至7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