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弃穷爱富？ [/b] 近日印度总理访问中国，似乎为亚洲两个巨人之间的重新友好开启了大门，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似乎对此事并不关心。中国人——一般民众和知识界——对印度的忽视和不了解，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最典型也最滑稽的一个例子，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印度人信佛教！而全然不知印度教这种世界最大宗教之一的存在。 如果退回几十年，中国20、30年代的政治文化精英，心理上和思想上一直是很关注印度、土耳其等“穷国”的，实际上不管是从感情上还是现实中，这些国家与中国相近的历史与现状，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制度设计创新，都有更大的参考价值，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变得十分“势利”，眼睛紧紧盯着几个“发达国家”——美国、欧洲、日本等等，一说“国外”或“外国”，就是指那些“发达国家”，好像柬埔寨缅甸印度阿拉伯就不是“外国”了。由此，还发展出近现代中国一个十分特异的概念——“出国”，这是一个集心理、经济、情感、文化、政治等诸多含义的一个概念，比其字面的意义要复杂的多，“出国”就是荣耀、机遇、财富、地位，即使砸锅卖铁乘集装箱偷渡也在所不惜……，这种心态，也许源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特殊遭遇，使得中国人只相信“实实在在”的军事、经济、政治“实力”，至于别的，像文化、宗教、审美、传统等等“软力量”，已经完全不信。“发达国家”兵强马壮，有钱有势，财大气粗，中国人敬仰之至，而那些“穷国”，则不屑一顾，这种极端“本质主义”的心态，在面临国破家亡生死存亡的危局中，也许可以理解，但是到了今天“全民奔小康”的时代，特别是社会生活“质量”成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指标的时代，是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了。 幸而，今天中国官方的注意力已经转向很多非西方国家，调整和印度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大的动作，但愿者对中国民众的心理起到一种积极的导向作用，那就是构建一种“多元”的“国际观”，真正把自己置身于一个“万国”构成的“国际”的参照系中，而不是把自己封锁在“中国——外国”、“中国——西方”这么一个单一的片面的维度。 [b]2、西天、天竺、印度 [/b] 中国和印度，两个文明并存了几千年。在古代，当中国人具有强烈文化自信心的时候，像所有文明中心一样，具有一种“远来的和尚好念经”的文化猎奇心理（但不同于今天崇洋媚外），所以，印度来的东西，被赋予很高的意义，一般都是跟高深的哲理和神秘的法力等联系起来，来自天竺的某某高僧，像达摩等，常常引得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趋之若骛，奉若神灵；而某些英勇无畏、崇尚至真至善至美的中国人，也不惜远涉万里，去寻找心灵的启蒙，像唐僧的“取经”等，这种做法，和今天欧美人对气功、针灸、武术、佛教轮回等等的关注，是同样的心理。但不管怎样，当时中国人心中的印度，是遥远的充满最高智慧、哲理、法力、精神的彼岸，是半天堂半人间的“西天”。 18世纪后印度被英国统治，变成“英属印度”，丧失了自身的表达权力，也大大改变了中国对印度的看法，印度从古代的“西天”，变成近代对中国构成最大压力的“大英帝国”威胁中国版图的另一条不断告急的战线，特别是英、俄等国家对西藏的觊觎以至入侵，使得“印度”这个概念，越来越成为英国进攻中国的大基地，从1904年英军侵藏，到希姆拉会议，中国人古代对于“印度”的“西天”的憧憬感情，荡然无存。 20世纪上半叶，印度中国又被另一个完全不同意识形态连接起来，那就是“民族解放运动”，同病相怜的感觉，使得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对印度相当关注，视为潜在的同盟加兄弟，泰戈尔等和中国的鲁迅梁启超等建立个人友谊等等民间交往很多，所以才有各自“解放”后五十年代的“中国－印度，巴伊巴伊”（中国印度，兄弟兄弟）的同盟蜜月关系，两个非西方文明中心，在被西方长期压迫后，同时傲然地站起来，常常发出共同的响亮的声音，俨然构成一道真正的非西方文明的、代表人类新希望、新选择、新道路的最亮丽的风景。 但荒谬的是，恰恰是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反殖民主义的艰苦斗争，又造成了这两个国家在某些方面同样脆弱的“只能赢”的自尊心和高度敏感的“输不起”的神经，而殖民主义阴谋的遗产（麦克马洪线）、在第三世界争当领袖的心态、宗教文化传统态度的差异（对西藏文化态度）、以及冷战因素，都是造成中印最终走向决裂的因素，到1962年，中印彻底反目为仇，爆发边界冲突，某种意义上说，中印关系的恶化和对峙，是西方殖民主义在全球全面退却中，意外获得的一个令其欣喜振奋的大礼，也表明这些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际上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不一定会构成实质性的挑战或威胁，因为这些“穷哥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人们原来想象的“患难之交”那么美好，一点小事，足以闹翻，还不一定有跟西方国家的关系更理智稳固。 [b]3、伟大实验的代价[/b] 中国和印度的不同的制度选择，是人类历史上最最重要的、空前绝后的伟大的社会实验，验证着人口众多的非西方文明古国，选择借鉴西方不同的意识形态，究竟效果怎样。当然，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原来文化的相近性，中国1911年选择“西式民主”的失败，导致中国越来越走向各种形式的集权模式，而印度的民族、文化、宗教状况和独立斗争过程，使的他们不可避免的选择“西式民主”。这种状况，从积极的一面说，正好为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行了最重要的探索，中国印度作为“试验者”，好像“神农尝百草”，用自己的生命为他人积累经验，实际上都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但也确实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是其他社会，比如西方，所不可能拥有的“知识产权”。遗憾的是，中国和印度，没有互相交流这种知识，而是陷入近代西方式的意识形态斗争，把本来双方各自从西方借鉴的解决自己社会问题的知识体系，反而变成中印互相争斗的一个领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人民民主和西式民主——这种争斗，实际上是有点不得要领、毫无必要的自我消耗（如果不是某些政治势力的利用）。 中国印度从西方借鉴制度和意识形态，也不可避免的要承担这些东西的负面作用，中国的可怕的“失误”就不必说了，我们都亲身“饱偿”，印度方面也是一样。具体到两国关系的领域中，中国含有强烈进化论假设的意识形态，造成中国人偏执的“进步观”，总是把重视传统的印度，视为“落后”“守旧”等等，常常怀有“看不起”的心理，轻视、忽视印度社会的精彩和成功之处，失去很多本来可以向印度借鉴的东西；而印度方面开放的媒体，也时有对中印关系误导的问题，比如在1962年的战争中，其实有些媒体就起到一种的忽视事实而过分煽情的作用，导致政治家受到太大压力，无法作出真正合理的决策，而后来同样的原因，使这场短暂的边界冲突，被夸大到一场“卫国战争”的高度，反而大大增加了印度举国上下的“挫折感”和难以消除的“国耻”情结，成为中印关系的一个症结，而荒谬的是，在中国方面，很少有人把这场冲突视为一场真正的“战争”，也丝毫没有“胜利”的自豪感，今天连知道这场战争的人都未必很多，因为比起近现代中国经历的“战争”，它实在太微不足道，还不如随便一个内战中的一个战役的规模。这种失败者“沸反盈天”、胜利者反而“无动于衷”的现象，也算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印之间对这场战争的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认知差别，实在是该到了彼此坐下来沟通交流的时候了。 [b]4、今天：偏见和启示[/b] 中国人再一次接近印度社会，恐怕首先看到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脏乱差和贫困，另一个就是印度的高科技和航空母舰，前者使得中国人近百年来终于有机会像西方人“抱怨”中国脏乱差一样，狠狠“抱怨”一回别人“落后”了，这使得某些中国人获得一种巨大的心里满足；而对软件业和航空母舰之类的关注，还是没有摆脱十九世纪“船坚炮利”的情结，不能说“不对”，但实在是“不够”。今天中国人仅仅关注印度的这些东西，其实是有点丢了西瓜拣芝麻。 笔者认为，今天印度对于中国的最大的提示和启发，在于其精神和心理层面，最重要的，一个是印度的精神文明方面的力度，一个是印度社会多元化、多样性的维持和韧性，这两点，恰恰是今天中国最最缺少，最最急需的。 中国近代革命、战争和政治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摧毁，造成全民心理文化断层和空虚，而政治性意识形态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功利性、片面性和时效性，不足以弥补人们对“永恒性”的精神信仰的需求，如果没有很好的应对，就会出现各种邪门歪道的泛滥；同时，在中国逐步走向“小康”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口，不能仅仅满足于“温饱”这一个维度的需要，多样的精神信仰的需求，已经在不断呼唤新的精神文明。现代社会本身，也在不可避免的推动整个社会“多样性”的发展，这种多样性，实际上也是现代社会创造市场需求、维持经济发展繁荣的基本前提。但这种多样性和动态平衡，和中国社会民众的很多价值还是有一些冲突。中国普通民众和官方对“多样性”都不太习惯，主流社会基本上难以领悟“不同”的信仰和精神，在这方面，明显存在走极端的倾向：一有不同信仰，人和人就势同水火，你死我活；一说“团结”，就必须一个“主义”，一个“思想”。这倒不一定是某某政权某某主义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民众普遍的心理倾向——只有“一致”和“混乱”两种可能，就缺少“求同存异”的习惯，凡事都是“零和”，一点点批评或否定就暴跳如雷，任何一个小冲突小火花都可能无限扩大，不可收拾……这种社会心理状态，不管什么信仰什么主义，都是不成熟的，不稳定的，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 今天中国社会，从基本社会心理、教育理念到制度安排，都没有对精神信仰的多样性作出充分的准备，而印度多样性信仰并存的动态平衡、小冲突不断但没有根本颠覆性的社会心态和互动机制，恰恰是值得中国关注的。如果中国印度在经贸、战略、文化等交流的同时，在多一点“心灵的交流”，彼此在精神和心理上彼此欣赏和借鉴，取长补短，那才是这两个曾经不断启蒙世界的古老文明互相交流的超凡脱俗之处。 《联合早报》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