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应该思考一些沉重的问题
文字：余党绪供稿：教科室图片：时间：2006-02-20点击数：1372
我一直觉得中学生该思考一些沉重的问题，比如人性、人生、人权、国家、民族等。有人反对，说中学生年龄还小，学习负担又重，心理压力也大，不必也无暇来思考那些沉重的话题。这话不无道理，但我还是觉得中学生应该思考一些沉重的问题。
年轻人活得轻松一些，洒脱一些，这是他们的权利，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是人生本来很沉重，世界本来很复杂，盲目乐观的世界观、肤浅的人生哲学和简单化的思维与行事方式不仅无益，简直就是有害，而且贻害无穷。比如对人与人生的认识就值得思考。我是“文革”时期出生的一代人，现在看来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暗时代，但当时的宣传全是豪言壮语，全是歌功颂德，似乎全世界人都在吃糠咽菜，唯独中国人能啃上窝窝头。在报纸杂志、高音喇叭和师长们的强烈攻势下，我们真诚相信，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人人都是活雷锋，个个都是焦裕禄；我们也相信，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我们将一帆风顺前程似锦。翻开那时的毕业留言簿，上面全是轻松而肤浅的甜言蜜语，什么“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啦，什么“胸怀祖国，放眼全球”啦，等等。如今，“文革”结束了，可那样的教育模式却阴魂不散。记得前几年，有几起关于女大学生、女研究生上当受骗的报道，可笑的是那些骗子差不多都是文盲，而骗术也并不见得有多高明。究其原因，不过是肤浅而盲目的教育解除了她们的武装罢了。无论怎么说，比起肤浅的乐观和盲目的信奉，深刻的悲观和理性的怀疑要有价值得多。告诉学生世界光明的一面固然重要，把人性与人生惨淡的一面揭示给单纯的学生看，把社会的阴暗甚至黑暗的一面展示给学生看，也并不就是消极的。
和我们的媒体一样，我们的教育已习惯了粉饰太平，习惯了隔靴搔痒。对于那些重大的、沉重的问题，总是习惯于看上头眼色，统一口径，按照既定的结论照本宣科，而不是引导学生直面事实，直面真相，这实际上是取消了学生的独立思考与判断。我上中学时，老师向我们论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无比优越性；上大学时老师又告诉我们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优越无比；到了研究生阶段，政治老师们论证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也是一套又一套。现在想想老师们宣讲时信以为真的样子，觉得他们真是又可怜又好笑。接受了十几年轻飘飘的教育，我们以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阴暗，我们以为只要遵从师长们的教诲就能到达理想彼岸。等到离开校园，亲眼目睹了社会上的勾心斗角、贪污腐化、道德沦丧、人性堕落，才发现人生与社会根本就不是老师说的那么回事。伴随着清醒的是失落，是郁闷，是怀疑，是恐惧。
“9·11”后，我听到学生中有这样一种声音，说美国人是罪有应得，活该。面对这样一桩野蛮的恐怖事件，用“活该”这样的字眼，无论是对美国政府还是对那些死难者，都是不公平甚至是不人道的。我不明白这些学生为什么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对美国有那样的深仇大恨，并且肆意放纵这些深仇大恨。这更使我觉得中学生应该直面并思考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沉重的人生问题。比如中国的“文革”，比如前苏联的解体及其极权政治，斯大林统治下的大清洗，比如法西斯政治，比如犹太人遭受的灭顶之灾，比如非洲的部族屠杀，等等。我说的“直面”，就是要直接面对历史和事实；我说的“思考”，就是不要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思考与判断。怕就怕鹦鹉学舌，怕就怕脱离历史与事实空谈，怕就怕用别人安排好的结论来看待历史，怕就怕见事不见人。我曾听学生慷慨陈词，述说“文革”的积极意义，他用的是我们这个社会非常流行也通行无阻的表达模式，我姑且称之为“虽然但是式”：虽然“文革”迫害了难以数计的人，伤害了无数的家庭，但是，如果没有“文革”，就没有人民的觉醒；没有“文革”，就没有邓小平的复出；没有“文革”，就没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所以，“文革”有它积极的历史意义。按照这个逻辑，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王朝的“文字狱”，希特勒的灭绝犹太人，斯大林的大清洗，也能找出无数积极意义。我很奇怪，小小年纪，本该怀着好奇之心探求历史的真相，本该怀着纯真、仁爱之心去关爱世界，同情他人，但却偏偏学会了那些宏大而空洞的所谓理论，在看似严密实则荒唐的逻辑推论中，暴露出可怕的冷漠与无情，对生命，对历史。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中学教育有一种无言的默契：教育要回避社会消极面。哪怕有不本分的学生主动问及，老师们也习惯于王顾左右而言他，以各种冠冕堂皇或莫名其妙的理由搪塞过去。这样做也许确有不得已的正当原因，但问题是，学生早晚要接触社会，早晚要直面最琐碎最复杂的人生，像鸵鸟一样将头塞进沙土里，于他们于社会究竟又有什么好处？人们都知道笼里的鸟儿长不大，没有免疫力的人难以生存，为什么不能理性地引导学生直面沉重的人生与社会？
愚昧与落后总是挑战着文明与进步，社会正是在这样的挑战中前进。胸怀光明才能迎击黑暗，但首先，你得知道黑暗，并且知道黑暗之所在。
摘自：教育参考 第2005-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