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件事情总让职业选手郁闷不已：科技的未来，科学家们从来没有作家预测得准；而教育的大师又往往不是学习教育学的。如果2013年我门要凑出第三件，那就是：能够既准确预测科技还能准确预测教育的，这个人既不是学科学的也不是学教育的，这个人叫做：托夫勒。
    1960年，致力于小说和诗歌写作的托夫勒接到IBM的一个有关计算机和人类生活关系的一个研究，到了1970年，托夫勒写了第一本畅销书《未来的冲击》；10年以后，《第三次浪潮》出版，信息技术和服务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被普遍接受。在1970年托夫勒书中第十八章专门写了“教育的未来”，然而相对于他准确预测科技的进展广为人知来说，他对于教育的真知灼见，可谓：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把托夫勒称为大数据提出第一人的根据并不充分，理由是在百度和谷歌搜索到的关于托夫勒的有关大数据“是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的论述，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都出自华人之手，在大数据的今天找遍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原文，都无从证实。但1970年托夫勒基于对后工业化的认识和“信息过载”的判断，进而对于教育的预测，的确直到今天还能够震撼我们。
    具有浪漫潜质的托夫勒并不认同同样具有浪漫潜质的罗伯特·哈钦斯。哈钦斯在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期间所倡导的通识本科课程，不仅得到托夫勒的书中的讽刺，更得到了之前杜威的挖苦。然而在1950年前后的美国，哈钦斯的24年芝加哥校长的教育实践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原因是，对于一个大学的个体在那个还处于重化工业的时代，面向过去的教育更加有效。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我们才刚刚倡导没多久的通识教育，正是哈钦斯当年用以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东西，而当年哈钦斯的通史可称被杜威称为“试图用100本经典的书，就代表人类最基本的哲学和最形而上的思考”。
    如果放眼１００年以来的美国教育，无疑杜威是比哈钦斯更伟大的教育家。哈钦斯着眼过去可以复兴一个芝加哥大学这样的世界级名校，然而杜威强调实践和社会，强调面对现在和现实，则直接影响了至今将近百年的美国的创新和创造。１９５０年以前，哈金斯对杜威的反驳似乎有力，但到了１９７０年，托夫勒已经看出了未来的结论。哈钦斯的成功并没有让他的支持者撑得太久，１９９９年，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雨果，将哈金斯开创的本科必修通识课程从２１门减少到１５门。杜威哲学的影响使得肯尼迪总统６０年代末所倡导的美国的社区学院的星星之火，最终演变成到２０１３年强调技能和现实应用的社区大学的参天大树，其学生总数已经占到美国学生总数的４８％；而高端的成功例子更加出彩，例如成立于1957年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干脆在时任管理学教授的西蒙的倡导下只搞未来的学科：计算机专业，迅速成为世界名校。
    在《未来的冲击》一书，托夫勒不仅批评了以哈钦斯为代表的面向过去的教育、支持了以杜威所代表的面向现实世界的教育，更创造性地提出了明确的面向未来的教育：小班化、多师同堂、在家上学趋势、在线和多媒体教育、回到社区、培养学生的适应临时组织的能力、培养能做出重大判断的人、新环境迂回前行的人、敏捷在变化现实发现新关系的人和在未来反复、或然性和长期的设想下的通用技能。
    托夫勒没有明确提出大数据，那是因为托夫勒写《未来冲击》这一年，思科的创始人列昂纳德·波萨克还是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乔布斯刚刚进入高中、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数据库公司甲骨文创始人埃里森那年还和学习中国历史的前妻一边打工一边热衷于帆船和旅游；倒是这一年，惠普公司发明了袖珍得计算器以及可以成为今天服务器的老祖宗的东西，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在镜湖中学逃课用这些惠普仪器编程序“打电子游戏”。托夫勒的天才来源于小说家的想象力和诗人的浪漫，他对于计算机和大数据相似概念的判断来源于感性的判断和军人、工人和记者生涯的磨练。
    ４３年后的今天，基于云、物联网、数据库技术、社会网络技术等的成熟应用，托夫勒当年感性预知的理念性的东西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信息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和感官的东西，更是可捕捉、可量化、可传递的数字存在。于是从1970年到现在，教育悄悄发生一场了一场革命。教育革命一词，正是托夫勒最早所说，而今天，带来这个革命的真正原因我们已经明确：那就是大数据。
    几乎与托夫勒成书同时的上个世纪70年代，年少的我和三个兄弟与父亲有一个谈话。我们问父亲长大我们干什么，父亲说你应该去当科学家和工程师；我问父亲长大以后是否下乡，父亲说你们去世界各地北京上海，就是不能下乡。要知道，那是一个工人军人无上光荣和下乡成为主流就业的年代，40年后的今天，博士们的组成兄弟再一次聚会，没有教过我们一道题的父亲，给与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向给了我们面对未来的教育方向。
    上个月，在美国读书的女儿考察过美国的研究性高校、社区学院、文理学院、综合性大学和公立大学几乎所有类型后问我，将来上什么大学。我用她爷爷当年类似的语气说：“无所谓，你可以上任何一个大学，也可以不上任何一个大学，关键是要终身学习，如果你确实觉得上美国的大学也无聊的话，就到爸爸的公司去编程序去吧！”。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那是因为回顾过去３０年，无论美国还是中国，所有面向过去的教育无论多大的光环，都不能给我们的受教育者一个好的前景：名校、课程、就业指导、价值支持。但如果能够面向未来的话，即使没有一切光环教育，其适应力确是超常的：我在ＩＴ公司高管２０年不到，见到的凡是２０岁之前就热衷于编程序并能够坚持下来15年的，无论学历、无论出身、无论性别，无一不是清华北大的优等生的身价。如果我们能够像二十年前误打误撞进入软件行业的这些人一样能够把握未来，那么，教育将获得巨大的改变。
    在苹果公司总部门口，我见到了一个１岁多一点的小男孩，语言尚未成熟时候，已经会使用ＩＰＡＤ的所有的指法和功能，而且一玩就上瘾，这个常见被很多人争议的事情背后并不简单。大数据社会将改变人本身，把人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转变成混合的人和技术协同进步的关系。２０１２年我来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访问，其实这一年见不到太多人、看不到太多书，也很难有机会真正到实验室做实验，真像１９７０年托夫勒写的必须“接受缺乏友谊的事实，接受孤独和互不信任”。然而这一年我写了４本书、发表了１００多篇博客、加入了多个教育社交群、应邀回国发表了多个演讲、应邀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认识了全国十多个省市的教育研究者。我只需回到电脑旁，指尖那边就是整个世界，这一切，可以称为社交网络、云所带来的数字化生存。我驱车跑遍了美国几十个城市，在每个城市的星巴克写作的时候，传统的学者都认为我在美国的学术厅、实验室、教室中苦读，而事实上我在脸谱、ＹＯＵＴＵＢＥ、在线教育平台、ＱＱ、谷歌中生存。刚开始我还惭愧与自己的行为，后来发现这已然成为美国学者的常态，而这就是几十年前托夫勒已经预言的，这就是我的大学，我不再孤独，世界由数据把我紧密相连。
    如果说，未来是大数据的未来，那么我们的教育将是发生如何的转变呢？面对着强调阅读能力、搜索能力、辨别真伪能力的未来大数据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
    我们如果着眼今后所有的大数据技术将连接人与人、人与世界，未来的人将成为一个混合人和技术共同进化的“混合时代”的话，我们单单对大数据的某个应用而陶醉，不应该是这个未成熟大数据启程点的重点。人类由抽象的数字存在而转变成更加实体的数据存在的未来，人的行为的变化，应是关注的焦点。
    为什么要研究大数据的教育？从目前连篇累牍的文献上看，很多人试图在努力，试图在使他们打倒更加功利的目的。大数据它能帮助我们的孩子考上好的高中、大学吗？它能帮助我们的孩子获取更好的工作吗？如果我们的读者和专家，我们的教育研究者有这样的视角去看待大数据，会很失望的。
    为什么我们要说大数据？因为，他就在那里！
    为什么要研究未来的教育？托夫勒在《未来的教育》一章结尾处写到一位听众：“我叫查尔斯．斯坦，我今年７７岁，我是一个裁缝，我想得到年轻时没有得到的东西，我想知道未来！”